中國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改變全球的市場格局，註定會面臨很多摩擦和挑戰。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在他撰寫的文章中寫到：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代，要解決目前這個問題沒有一個方便、簡單的答案。
很難看到這個威脅到底何時會終結，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再次擡頭，也許全球會像日本二十世紀90年代出現的迷失的十年一樣，這會給我們沿着全球化方向發展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面臨這樣的艱難時代，中國應該做什麼樣的選擇，上周為您介紹的《貿易戰爭：五百年全球貿易進化史》一書的第十五章：《借鑒他國經驗與教訓》就提到日本前駐經合組織代表談到日本的情況時說，日本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問題跟中國有相似的地方，但也不盡相同，相同點是我們都對美國存在貿易順差，都是美國主要的出口國，不同的是兩國的國內經濟和市場的規模：日本是一個小國，在八十年代的時候經濟還比較弱，而中國卻擁有比較強大的國內市場。儘管中國的消費人口有七億之多，但一直以來由於收入，醫療，教育等方面的保證依然不足，因此要在短時間內啟動這個龐大的七億人的消費能力必須完成很多系統的工作。
作者在書中指出，反觀中國現行的經濟結構，德國等老牌的工業強國曾經保持了二十年強勁的增長，面對貿易摩擦，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百分之七十點五，當這對德國的外貿造成衝擊的時候，德國政府並沒有採取貨幣刺激政策，而是用了四年的時間理順了德國的經濟發展體系，改變原來以工業，職業，教育為主的模式，發展以營養，護理，金融，服務等一百多個新職業教育學科，同時提高國民收入，增強國內消費能力，頒布了一系列扶持小企業的辦法，通過小企業的發展，尋找新的行業和亮點，並且提供就業，三年之後，德國的經濟增長率已經強勁回升到了百分之三點七一，一九九零年更是超過了百分之五，在經歷了短暫的衰退之後，德國恢復了經濟平穩，並且保持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左右的增長路徑之上。
有評論說我們現在說的託大內需，換句話說就是減少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減少中國的貿易順差。書中指出，中國經濟已經快速成長了三十年，縱觀近代經濟發展，國際上儘管連續四十年保持百分之七以上增長的有三個地區：香港，新加坡和韓國，相對而言，這些都是小的經濟體，大的經濟體還沒有潛力。那麼中國的強勁增長形式還能保持多久？金融危機的衝擊讓中國意識到當經濟增長回落到百分之六的時候，中國就會出現大量企業不盈利，出現上千萬農民工失業的現象。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的企業主要是靠便宜的勞動力和土地，靠市場容量快速擴張來賺錢的，這樣的企業現金流量好，賺錢快，但是不會在市場需求增長放慢以後，靠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來盈利。未來，我們必須向德國一樣，做好轉入中等發展速度時期的準備，這不僅為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更為金融服務和政策引導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書認為，貿易保護主義不僅傷害了自由貿易的國際準則，對實施貿易保護的國家來說最終也是得不償失。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格拉斯-歐文就曾經舉例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舊金山重修歐克藍灣大橋的時候，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就規定只能使用美國生產的鋼鐵，最後一家美國企業中標，結果這個選擇卻讓加州的納稅人多付了四億美元，而本來這筆錢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多的GDP，貿易保護主義已經被無數事實證明是一條死胡同，但是作為一種應對經濟危機的工具，他經常被一些政治人物拿來充當吸引公眾注意力，爭取選票的一個武器，儘管他們在理論和實踐中都非常清楚貿易保護主義會對全球經濟帶全球帶來巨大的危害，但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這些人仍然會做出不負責任的選擇。
本書的這一章最後指出，雖然當前的這場金融危機似乎又替貿易保護主義找到了市場，但是從這場危機迅速襲席捲全球的速度來看，卻恰恰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證明一個論斷，就是世界是平的，互聯網，物流和全球化大市場把各個國家的經濟血脈緊緊聯繫在了一起，誰都不可能從這場危機當中抽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