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政治學者秦永敏人稱“坐牢皇帝”，前後坐牢長達二十幾年。去年11月29號從漢陽監獄回來後，“門口守衛着大概四五道崗，每道崗加起來大概近百人。最近這些崗哨雖然漸漸撤去了，但騷擾從來沒有減少”。不過，這位中國民主黨的締造者之一，至今仍然不改初衷，對中國的政治改革發表意見。他對今年掀起的民間人士獨立參選活動格外關注。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不怕危險參選呢，秦永敏認為中國人民已經再也沒有恐懼。為什麼當局打壓越來越嚴重呢，秦永敏認為，環顧四周，一是當局暴力拆遷、暴力打壓驅動下的暴力反抗有增無減，二是中東國家的革命風潮此起彼伏。當局感覺局勢岌岌可危，就嚴厲鎮壓，但是打壓越嚴厲，暴力化傾向就越強烈。值此中共新老領導人換屆時期，他希望當權者不要有那種只要定時炸彈不在我手上爆炸就行的僥倖心理。況且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再也沒有資本沿襲暴力奪權的模式來維持統治了。他希望當權者能夠理智一點，打開和平轉型、良性互動的大門。用秦永敏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我們給你一個歷史的台階，你給我們一個對話的平台”。
我的底線：一要吃飯二要說話
在談及他對今年不少人出來獨立參選的看法之前，秦永敏首先簡單的介紹了他本人目前的狀況。他說，“前段時間經常被抓到派出所去，最近減少了。相對而言，我在“降調”。今年五月份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我暫時把『中國人權觀察』停了，對當局來說可能減少了一些壓力。另一方面我本人的社會活動也進一步減少。他們現在主要“關心”的是我的言論。我給他們明確說了，在這個時代，你們可以剝奪我的其它的東西，但我的底線是一要吃飯，二要說話。對任何社會事務、社會問題有自己的看法肯定要說。他們一再要求我不要再接受採訪，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人權，也是我作為一個人權活動家的底線。你們可以讓我坐牢，但是不能不讓我說話。現在的新問題是電腦，他們三天兩頭，用各種各樣的辦法破壞。有幾次直接把我的電腦抱去。在裡面加載了軟件和硬件。對我的電腦進行控制。我沒辦法，經常從外面請高手幫忙重裝。在重裝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大量的木馬和大量的非法連接。我的所有的文章他們都可以改換成“共享”。需要的話他們就把我的文章直接在電腦里摧毀。一個星期之前，他們把我的大概二十幾篇文章，包括髮表的、未發表的以及準備寫文章的資料全都“準確”的摧毀了。他們還經常讓我上不了網。每一個程序，他都能夠害你，讓你上不了網，打不了字”。
國際有中東波 國內有暴力反抗
今年是選舉年，中國出了不少自我選舉人，其中一個很有名的就是姚立法，為了打擊他，官方不斷讓姚立法“失蹤”，但秦永敏不斷向外界傳遞姚立法的消息。
秦永敏表示，不管當局怎麼打壓，現在出來要求競選的人越來越多。包括北京前幾天就有十三位公民宣布競選。當局前些年對選舉有所鬆動，正是在那種背景下，姚立法先生和北京的一些人，包括吳青，都曾經當選過。
“今年打壓這麼重，顯然有這麼幾個因素。第一個，現在的局面對當局來說已經岌岌可危。他們為了維持現狀，就不惜代價，用穩定來壓倒一切。寧可在法制上、在他們的民主改革上大倒退。第二個是因為今年發生了中東波。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對專制國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只要定時炸彈不在我手上爆炸就行了”
秦永敏認為，“當局感到非常恐懼，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社會矛盾這幾年空前的激化，尤其強佔土地、強拆房屋的做法和手段造成了民眾大量的暴力反抗，這一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秦永敏舉例說，現在全中國國各地有幾千萬訪民。除了數量龐大，現在的訪民同過去的完全不同。中國有兩個訪民高潮。一個發生在文化革命的末期，那時主要是政治性的，要求平反就行了。所以只要政府一句話就行。現在每一個訪民都牽扯到幾十萬到幾百萬元的經濟利益，當局也拿不出好的辦法來解決，只能靠高壓。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國外的革命風暴風起雲湧，這些因素都使得已經走到自己政治生涯末路的這一屆領導人感到無計可施。只想維持過去，擊鼓傳花。只要定時炸彈在我手上不爆炸就行了，我傳給你們，你們下一屆任期處理吧。為了維持下去，當局就全力打壓。這就是當局為什麼全力打壓競選人士的背景”。
秦永敏認為，以上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社會不可能再這樣維持下去了。中共的上層也沒辦法。列寧曾經有這樣一個定義：革命的發生的原因是社會上層不能照原樣維持了，社會下層也不能照原樣維持了。我們不管他發生不發生革命，但毫無疑問，中國目前的現狀是不可能長久維持的。
王荔蕻的事例說明中國人民已經不再恐懼
很多民間人士明明知道，在中東發生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下，當局的打壓會越來越嚴重，而且，中共高層正面臨換屆，情況很微妙，這可能就是中國當局今年投入的維穩經費搞過歷年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但是還是好多人要出來競選。他們為什麼要出來，是不是他們覺得有突破的可能，還是再也不怕了。
對於這樣一個問題，秦永敏覺得：“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現在處於一個全民大覺醒的歷史時期。全民大覺醒的基本原因是中國市場經濟已經走到了一個比較發達的階段。整個社會高度分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利益，經濟利益和社會政治利益緊密相連；第二個因素是中國通過文化革命以後三十多年的重新啟蒙，民主意識、人權意識空前高漲。再加上經過幾十年的市場經濟，社會氛圍和毛澤東全面專政的時代已經大不相同。毛澤東時代沒有人敢說話，包括鄧小平臨時之前也沒有人敢說話。你可能也知道，鄧小平死了之後，全中國我第一站起來說話。我後來為此付出很多，當然不光這些。我後來搞『中國人權觀察』、搞中國民運，當局還能容忍。但搞中國民主黨，當局就判了我12年徒刑。我作為尖兵，開了一點路。大家也都發現，中國的言論空間比當時是要大一點了。在那以後，儘管我們這些先驅者去坐牢了，敢於站出來的人越來越多，現在已經蔚為大觀了。當局已經沒有辦法壓制了”。
秦永敏的觀點是，“這幾個基本因素現在彙集到了一起：一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每個人都有權利和利益需要維護；二是啟蒙到了這種程度，大家都知道權利需要行使；第三個就是這個時代，恐懼已經基本上從中國人頭上消散了。大家會奮不顧身站出來行使這個權利”。
秦永敏舉例說：“非常典型的就是被判了九個月的王荔蕻女士。她不僅是當代中國女性的傑出代表，也是當代中國公民的傑出代表。那就是已經沒有了任何恐懼。王荔蕻說：因為我行使的是人權，所作所為完全合法，你們當局要我寫保證，那我一個合法公民行使合法權利反而要有罪，與此同時反而要寫一個保證不做合法的事情，我才能夠有自由，這不太荒唐了嗎？於是她堅決反對當局的高壓。當局無可奈何，長期關押她，而當局越關押她，民眾、社會和國際輿論對她的聲援就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破天荒只給她判了九個月，這對當局來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要知道從來沒有判九個月的事情。王荔蕻女士的事例非常說明問題，那就是中國人民已經不再恐懼了，會堅決地捍衛自己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權。那麼，在全民覺醒的社會大背景下，當局也就不可能再維持以前的那一套了”。
中共新一代不可能沿襲暴力奪權的模式維持統治
現在，胡溫政權面臨全面接班，習近平，李克強將成為中共新一代的領導人。新的領導人上台後，會使中國的情況發生改觀嗎？秦永敏對此很懷疑。他認為，“當局也沒有辦法按照以前那一套來維持了。因為他們所謂的合法性靠的是暴力奪權。誰在暴力奪權中功勞越大，誰的地位就可以越高，就可以統治中國。這就相當於漢朝初年，也搞論資排輩。但過了60年，到漢武帝時代，他下詔書讓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董仲舒提出必須更化，論資排輩不能維持的說法。因為60年之後已經沒有資歷可論了。中共也已經統治了六十年，對共產黨而言，也已經沒有什麼革命的老本可吃了。現在上台的人都是在和平環境下長大的，奪權已經和你們沒有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新的統治者即使想維持他們的統治，他也得必須改變很多做法。況且，現在已經不是兩千年前的董仲舒時代，人們也不會允許他們以更化的方式來維持統治。相反，肯定要推動他走向憲政民主”。
打壓越嚴厲，暴力化傾向就越強烈
面對中國目前局勢的發展和演變，秦永敏的思考是，“作為一個中國民主黨人，堅決主張和平轉型，良性互動。希望當局能夠理性一點。但是，也要看到，暴力事件迄今為止從未間斷，而當局的打壓越嚴厲，暴力化傾向就越會越強烈。像中東這一波的革命，就非常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一個國家，統治者越明智地讓步，這個國家向憲政民主轉型相對就越平穩。當局打壓得越殘酷，那麼，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惡鬥就會越殘酷，而且最後必然是以統治者被送進歷史垃圾堆而終結的。當局應該清楚這一點，他們如果理智一點的話，就應該打開和平轉型的大門”。
我們給你一個歷史的台階，你給我們一個對話的平台
目前正在阿拉伯世界發生的事情能否使中國的當權者引以為戒呢？秦永敏認為不光中東的事情可以作為參照，古今中外可做參照的太多了，現在對中共政權來說已經是最後的機會了。因為他在全球大國中，是唯一一個專制政權，從世界來說，他也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少數專制政權。那麼，再也沒有多少理論可言，沒有多少迴旋餘地可言，只看你中共怎麼做了。在七八十年代有這麼一句名言：專制統治 你改革是早死，不改革是等死。局面就是這樣，不過作為一名知名的異議人士和中國民主黨的重要成員，秦永敏始終強調良性互動。“你給人民留下活路，人民也會給你留下活路。我們堅決主張良性互動，但不排除在和平轉型過程中，有暴力發生，有非常劇烈的衝突。這一切不取決於人民而取決於當局”。
秦永敏在訪談結束時引用了他文章中的一句寫給中共當局的一句建言：“我們給你一個歷史的台階，你給我們一個對話的平台”。他希望當局能夠採取理性的姿態，打開和平轉型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