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年後的今天，我們許多人似乎還不明白，這次革命不再只是更換一個皇帝和他的朝代而已，而是要我們整個民族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回首當年，鴉片戰爭和甲午海戰使我們整個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困境，孔孟之道救不了華夏民族，修修補補的洋務運動和以血肉之軀抵抗洋槍洋炮的義和團運動一一失敗，中國面臨的唯一抉擇就是：反帝反封建，走向現代化。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但是，在如何實現反帝反封建和現代化的具體方法和道路上，我們居然折騰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
對此，有評論寫道，答案其實並不複雜，那就是：向西方學習，拜其為師，以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這條途徑說易行難，要我們放下千年來受人朝貢景仰的架子，改變日常行為處事的習慣，又談何容易。中選網上作者“往前站”的文章感慨說，所有的怨恨幾乎都可以濃縮在“假洋鬼子”這樣的一個蔑稱上，一句“假洋鬼子”或者是“賣國賊”常常成為心虛者的擋箭牌，不但可以立刻佔據道德的制高點，俯視論辯的對方，也讓爭論的初衷和是非對錯即刻煙消雲散。這同時也反映出了中國人十分不情願做學生的惰性，相比之下，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自覺向西方學習，至今143年來並沒有使日本“國將不國”，反而極大地增強了這個撮兒島國的生存能力和競爭力，朝鮮和韓國在這方面的鮮明對比也是如此。
事實上，100年來，我們一直抱着僥倖心理，所尋求的其實只是某種既能夠不傷筋動骨又能超越西方世界的捷徑，或者說是“大躍進”式的捷徑。想當年，預言資本主義行將就木的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便讓中國人看到了這條捷徑的海市蜃樓式的幻境，這種幻境與我們那種急功近利的心理十分相符合，可以一步便跨越“腐朽、垂死” 的資本主義，又能夠“超英趕美”。況且，前蘇聯社會主義的專制政體又與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官僚專制政體相類似，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描繪的美好遠景，更是與中國人歷來追求的天下大同理想也是一拍即合，所以，無論在思想、心理和習慣上，上述前蘇聯的這一套均比西方的民主選舉、多黨議會制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這些陌生的“異物”更容易被我們所接納。
“往前站”的文章又說，但問題是，這條捷徑僅僅在形式上取消了封建帝王的統治，卻並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可能產生新的無冕帝王專制的本質問題，皇帝是專制，一黨或者其黨首君臨天下也是專制。既然沒有“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多黨制，又何談“人民共和”呢？既然沒有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史無前例的物質極大豐富，又何談“均富與大同”呢？帝國主義只是在形式上被趕走了，共產主義世界企圖以均貧的社會主義，與富裕但不均富的資本主義競爭了70多年，最後才發現，資本主義不但沒有像革命導師所預言的那樣“腐朽、垂死”，人家還活得越來越精彩，無論是天上飛的、地上跑的，還是家裡擺的和手上用的，都讓我們傻眼！
而我們自己倒真的是距離“腐朽和垂死”只有一步之遙了，直到最後才不得不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半心半意地請了回來。對其社會制度也開始着手研究，看看我們能否拿回來點兒什麼，來適應(注意：不是我們去適應)我們的制度，或者說給我們垂死的制度來點兒刺激。過去30年來中國所實施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不但解決了困擾中國多年的溫飽問題，而且就像那個“農夫與蛇”的故事一樣，等我們緩過神來之後，摸着已經不再饑餓的肚子，便開始忘乎所以地聲稱：這不還是我們的制度好嗎？！30年的中國奇蹟，誰能與之相比？！
但事實上，我們的制度早已經千瘡百孔，慘不忍睹，包括封建主義的、均貧社會主義的，還有官僚資本主義的和法西斯國家主義的，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從系統學的角度來講，這個系統遲早有一天會自我崩陷的，因為它的大腦神經系統與其軀幹和四肢之間在產生背離。我們的官員撈一把，就玩失蹤；我們的富裕階層富了一把，就玩移民；我們的江河大地在潰爛，我們的天空在化學反應；我們的教育在誤人子弟，我們的醫療在草菅人命，我們的食品則是五毒俱全。因此，每當夜深人靜時，我經常捫心自問，我們究竟還剩下了什麼呢？！文章最後強調說，一切真正的愛國者，都應當正視我們的制度問題，只有毅然決然地開啟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100年來總是企圖迴避，卻總也繞不過去的一系列問題。
要知道，國與國之競爭，其實就是人才和制度的競爭，人類走出叢林，成為萬獸之王，不是因為我們的臂長腿快，而是在於我們的大腦。美國能夠成為世界的霸主，也不是因為波音、通用電氣、微軟，以及蘋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先進技術，而是產生這些技術的制度，包括他們的議會制度、三權分立制度、教育制度和經濟制度等等。你就是把這些技術全都抄襲來也成就不了美國的一半，為什麼呢? 制度使然也。如今，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既使我們有一定的物質條件，來達成辛亥革命之宗旨，將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推上一個新高度，但也有可能讓我們頭腦發昏，重蹈49年後舉國眾志成城的建國熱情，被其後的30年暴政毀於一旦的民族悲劇，究竟如何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