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紀念百年前歷史事件的儀式，卻無意中成為當下現實政治的秀場，更成為未來政治走向的試探氣球。這或許是辛亥革命與今日中國之間一條歪打正着的紐帶。歷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頭，卻在深層展示出輪迴的命運。
百年辛亥是個聚訟紛紜的話題，針對它的熱情也並不是應景之作。長久以來歷史學者和政治學者們就有一種深刻的焦慮：如何看待晚清與今日中國的關係？對辛亥的研究，如何承載今日的變革期望？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已經被引用到濫俗的地步，而馬克思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則更加直接地點破了這層關係。
作為一場共和革命，辛亥的真精神或許體現在兩個方面：從體制層面上說，它推翻專制主義的王權政體，以共和政體取而代之，打開了平民大眾參與政治的上升通道；從意識形態層面上說，則祛除了中國兩千年來籠罩在統治者身上的“天命所歸”的神聖色彩，主權的合法性來源從天命轉換到人民，完成理性化的除魅進程。兩方面綜合起來，便是實現民族國家的現代轉型。
面對這場轉型，歷史學者唐德剛曾經提出了著名的“歷史三峽論”，認為從鴉片戰爭起，中國進入了驚濤駭浪的三峽航程，但隨着航向調整和時運流轉，有望在100年後即21世紀中期駛出“歷史三峽”的關口，完成現代化轉型，進入海清河晏的平穩發展階段。辛亥則是這段航程中的重要節點。
然而，以辛亥看今朝，歷史開始顯露出它不以人的良好願望為轉移的弔詭特徵。儘管大陸經濟突飛猛進，和1911年不可同日而語，但在體制和意識形態兩個層面上，儘管經歷了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卻似乎回歸到辛亥前的中國傳統王朝政治模式，現代轉型仍然未有窮期。
江澤民亮相、獨立參選人與政治權力分配
10月9日，中國大陸官方慶典“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錦濤一如既往地發表了“重要講話”，高調宣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然而，吸引所有媒體目光的，卻是此前被外界盛傳病故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助手攙扶下出席慶典，並在胡錦濤、溫家寶之間落座。這位85歲的老人，成為全場矚目的焦點。
江澤民的重新露面，不僅粉碎了此前的去世傳聞，同時也給十八大之前的權力分配增添了新的變數。無論是當初的紛紛傳言，還是如今高調亮相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仍然無法完全擺脫傳統宮廷政治的模式。
回首辛亥革命之前，滿清權貴集團囿於短視，忙於權鬥，面對各地立憲派苦口婆心的呼籲不斷敷衍塞責，不肯分享權力，最後炮製出“皇族內閣”，令眾多立憲派人士死心絕望，從而傾向於激進革命。同樣，當代中國大陸由於缺乏足夠的大眾參與途徑，政治高層的代際更新被局限在小圈子內，演化成為“團派”和“太子黨”之爭 如果後者得勢，更有出現新時代“皇族內閣”的可能 但面對廣大中下層民眾的利益訴求，不同集團維護現行統治合法性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以“有兵在”為前提，進行私相授受的權力博弈。
今天許多觀察者都以“政治參與爆炸”來警告當權者，所不同的是，正統的保守論者以此來反對突破性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求“穩妥有序”，而改革論者則強調居安思危，積極拓寬政治參與的制度化途徑。事實上，從晚清歷史來看，1908-1911年間的政治參與可以說成績相當顯著，政治參與的組織化從鄉鎮擴展到省級，各地士紳主導下的諮議局在既有框架下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活動。因此辛亥革命也被後人看作是由士紳階層領導的革命。即便如此，這場“士紳革命”也沒能阻遏後來國共兩黨鼓動的平民參與浪潮，“政治革命”演化成為舉國震撼的“社會革命”。
和辛亥前的形勢比較，今天中國大陸的利益格局分裂同樣明顯，而新聞自由和政治參與組織化的水準卻遠遠不如。大陸正在面對政治參與重新組織化的挑戰。傳統的基層人大代表直選制度已經明顯地無法適應多元社會的要求。代議機構無法對行政機構形成有效的制衡，更不用說制約凌駕於常規組織之上的黨。從這個背景來看，今年年中以來湧現的獨立參選人，其意義或許遠遠超出了參與者自己的想象，他們擔負著探索政治參與重新組織化的使命，卻得不到體制的有效回應，反而被視為容易被“反華勢力”利用的“搗亂分子”。儘管他們多數來自中產階層、受過高等教育，並抱有建設性的心態，卻無法得到體制力量的寬容，絕大部分遭受打壓，無緣當選基層人大代表。
在高層更替蛻變為宮廷政治、而基層改良萌芽又遭受打壓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如何釋放經濟高速發展、分配不公和通貨膨脹帶來的怨氣和壓力，是未來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
台海兩岸的歷史天命觀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1912年《清帝退位詔書》曾經言簡意賅地承認，“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這短短兩句話，便是近代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從“天命觀”向“民主觀”深刻轉折的關節之處。這一表態繼承了中國古典政治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的傳統，開啟了向現代民主過渡的可能。然而，今天大陸和台灣的道路分殊也表明，是否願意趨向民主轉型，不僅僅是政治家的姿態和官僚集團的利益問題，同時也有不同統治模式背後的深層觀念因素。
承襲中華民國衣缽的台灣在雙十節當天紀念辛亥革命。馬英九發表講話回顧百年歷史，以謙卑的風格，讚美台灣在內戰結束尤其是民主化完成之後的業績，並許下對未來的願景。
相比大陸的宏大敘事，台灣版本的百年紀念身段放低很多。一個最直接的表現是，和前任“阿扁”一樣，馬英九在通篇講話中自稱為“英九”。這種近乎討好選民的稱呼不僅旨在籠絡人心，更揭示出掌權者為期短短四年或八年的人身屬性 “英九”是在推銷政綱，而不是為歷史代言。
馬英九聲稱“懷着感恩的心”，承認內戰失利是“重大的挫敗”，但回顧了此後六十年間諸如科技產品、援外團體甚至棒球隊等值得台灣驕傲的事例。即便在談到未來期許時，作為民選領導人的馬英九仍然限定在教育、環境、社保、司法改革、台海和平等較為切近的領域之內。在充分鋪墊之後，馬英九在臨近結尾處針對胡錦濤的“統一”喊話回應稱，兩岸間不應該是政權之爭，不應該是統獨之爭，不應該是國際空間之爭，而應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上，彼此激勵，互相提升。
兩岸之爭如同兩軍對壘，都在尋找對己更加有利的戰場。台灣提出“國家的前途，台灣的未來，都掌握在我們兩千三百萬人手中”。而大陸以其龐大的體量，宣稱繼承了歷史正統，掌握了歷史的必然性。
作為政治人物，胡錦濤和馬英九在紀念辛亥的講話中都不可避免地標榜既有成績、展示未來願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在情理之中。而這種隔空喊話的競爭勢態，使得很多觀察者都有意識地比較兩岸領導人所體現出的不同措辭風格、施政理念和政治心態，從而折射出各自背後的體制特徵。
正如所謂“五四精神”一樣，“辛亥精神”也在大陸官方版本中逐漸被異化。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代稱的民主與科學，被宏大的“愛國主義”所遮蔽。同樣，本質上是清王朝與革命黨之間內戰的辛亥革命，也在胡錦濤的講話中被塑造成為“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深切願望的集中反映”，並被貼上同樣的“愛國主義”標籤。換言之，辛亥的本質特徵 反專制的“共和主義”被成功地置換成了反侵略的“民族主義”。
在這種重新定義的語境下，辛亥身後的歷史正統性自然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按照胡錦濤的解釋，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1949年敗退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僅失去了“政統”與“法統”，而且在大陸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同樣被剝奪了“道統”的合法繼承權。這正彷彿在家父死後，養子聲稱有權驅逐嫡子繼承家業，理由不僅僅是他的拳頭更有力，而且聲稱，只有他才最懂亡父的心意。
這種歷史正統性的論證，通過歷史必然性的邏輯得以加強。對此，胡錦濤稱“辛亥革命100年來的歷史表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找到引領中國人民前進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國人民付出艱辛努力、作出巨大犧牲，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這條正確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核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種宏大的強勢話語，本質上是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政治神學經過變形的世俗版本，它聲稱自己洞悉了歷史的必然性，正彷彿先知聲稱能夠理解神的意願，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掌握權力的統治者雖然沒有像古代君主那樣直白地聲稱自己是“天命眷顧”，卻以另外一種方式稱自己是歷史選擇的結果。而政治領袖念茲在茲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則不過是末世救贖論的一種世俗版本，是滿足信徒渴望的終極境界。於是“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便成了凡夫俗子所不可抵禦的命中定數，正如不可杵逆皇帝的天威一樣。
歷史在表面上一去不回頭，卻在深層展示出輪迴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