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以童裝加工知名的織里鎮發生群體性事件，童裝加工企業的稅收社會化征管過程中，代徵人員與外地業主發生糾紛，因處理不當，最終引發了抗稅事件，高峰階段的圍觀人員多達數千人。在此之前，因為中小企業生存困境艱難，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動議要出台減稅新策。織里抗稅五天後的31日，財政部出台了65號、66號部令，啟動了針對個體工商戶的增值稅與營業稅的減負政策，如銷售貨物增值稅的起征點從月銷售額的2000-5000元調到5000-20000元。
網上的《公民月刊》刊出聶日明的一篇文章：織里抗稅的遺產：降低稅負沒有退路。文章說，對於個體工商戶性質的小型與微型企業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利好。進而，我們要再問，這個政策能有多好？我們認為，利好有限。由於中小企業的財務建賬水平有限，稅務征繳部門難以用銷售額等從量從價徵收方式，定額繳納、本地機構包稅成為普遍的徵稅方式。以織里為例，當地的童裝企業的稅制實行的是定額核定、從量徵收，2010年每台機器徵收343元，2011年每台徵收620元，並且徵稅權委託給社會化代征機構，亦即包稅制。在這種制度下，稅務部門對征多少稅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其次，增值稅與營業稅僅是中小企業負擔中的九牛一毛，除了林林總總的稅及附加費與基金外，還有年檢、衛生許可、牌照換證、報刊等行政收費與攤派，提高起征點很難有效降低稅負。從疲軟的宏觀環境與複雜的社會形勢來看，政府財政增支的任務還很重，以財政部的立場來看，減稅只可能是象徵性的，中央及地方政府不太可能真正的推進“結構性減稅”。
作者指出，高稅負、二次分配不公等稅政痼疾已經嚴重透支了社會穩定，相當多的社會信任危機都是這一痼疾的結果。例如，織里事件中的外地業主對本地富裕業主小轎車的打砸，發達城市的本地居民對外地居民的仇視，社會普遍的仇富心理，對開發商的痛恨，對知名企業家不慈善行為的指責。這些背後隱含的都是對自己生存境況的不滿意，深切地感覺到自己沒有賺到錢，所以他們把氣撒到富人身上、撒到開發商身上。為什麼賺不到錢，以中國勞動力當前的平均工作時間及努力程度，這是完全不正常的。毫無疑問，問題是出在政府身上，稅負過重及稅收的再分配不合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政府不僅在宏觀資源配置機制及再分配機制的公平性上無所作為，還成為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在初次分配（徵稅）和再次分配（財政支出）的制度設計上把政府利益作為主要的考量。
文章說，在稅政的設計上，稅務部門也盡量避免與納稅人直接接觸，大量地採用間接稅、價內稅及代征代繳，使得普通納稅人無法切身感受自己所繳納的實際稅費，亦無法得知最終的稅收歸宿是多少。例如以企業為徵稅主體的增值稅等一系列間接稅，其最終承擔者無疑是納稅人，而直接稅中的個人收入所得稅一般是由機構代扣代繳，煙酒、奢侈品、燃料油中的消費稅亦採取價內稅的方式，普通消費者根本不知道價格中的稅率之重，甚至高達80%。
危險還不止於此。高啟的稅負，為納稅人帶來的苦痛，需要有渠道來釋放，例如實際收入以超過稅收增長的速度提高，也可以是讓其擁有抑制高稅負的抗增稅權利。但在當前，這是一種奢想，超稅率的高收入增長是不切實際的。而在抗稅權利與聲音上，除了學界紛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