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的立場轉變，無疑在一定範圍內暫時平息了“國際關注該如何做是好”的爭議，表面上獲得了一致共識。然而仔細分析，這場論戰仍然缺少太多針鋒相對的真正衝突。幾乎所有的爭執與碰撞，都如同《三岔口》的夜戰，在毫釐之間擦肩而過。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大概沒有想到，他的視頻公開課《公正，該如何做是好？》在中國比在美國激起了更大的反響。這種熱情一方面來自對世界名校的好奇，另一方面來自於當下中國社會失序、人心失範引發的焦慮。此外，公正本身就是一個讓人左支右絀的話題，沒有萬金油式的規則，只能在不同的具體情境中見招拆招。
同樣，近一個月來，圍繞陳光誠的國際關注也產生了一場“該如何做是好“的唇槍舌劍。11月15日，媒體人笑蜀（陳敏）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為什麼中國就不會聽》，批評美國國會法案和國務卿希拉里的講話可能在保護陳光誠的問題上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這一評論引起了激烈爭議，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認定這就是“帶路黨”的確鑿證據，而更為激進的異見人士則認為，這是典型的投降論調，並在Twitter上進行了猛烈批評。
在眾多聲音中，旅美異見人士胡平和何清漣都寫下了長篇評論來表達不同觀點，美國學者林培瑞也投書《紐約時報》，表達了他的質疑。面對這些嚴肅認真的商榷，笑蜀修正了自己的觀點，於12月17日發表文章《從陳光誠開始，用諾貝爾和平獎引導中國轉型》，呼籲效法南非，通過產生一個具有道義勇氣的諾貝爾得主群體，來推動中國的和平轉型。
胡平在《國際關注是幫倒忙嗎》中提到，抗爭者之所以起來抗爭，背後的支撐動力是血性、血氣，是尊嚴、自尊。他們的抗爭，與其說是為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為了得到更多的物質補償或改善處境，不如說是為了捍衛尊嚴，為了堅持正義。在大多數情況下，異議人士受到的國際關注越多，其處境通常也就會稍好一些。英雄行為越是廣泛地被社會所知曉，才越是能產生它應該產生的社會意義。
何清漣在《在夾縫中艱難推進的中國人權 兼評笑蜀“國際社會幫倒忙”之說》中，解釋了美國為何放棄了1990年代的“人權外交”，以及北京如何通過“經濟援助”干擾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人權理事會的運作，以及個人該如何謀求國際援助。她認為笑蜀寄希望於雙邊對話的想法是不了解實際情況，並呼籲借鑒“回飛鏢理論”，實現社會運動的內外合力。
而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則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短文，認為笑蜀的說法和其他中國異議人士多年來的言論形成了強烈反差，他援引劉曉波十年前的領獎詞稱，“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來自世界各地、源於人之本性的每一點善意鼓勵……都使我們心存感激與敬畏。”林培瑞質疑，和眾多異議人士相比，陳光誠問題真的與眾不同嗎？還是我們應當等陳光誠本人來表態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同時發言的美國人權活動家康原（John Kamm）也回顧1990年的例子，稱北京抉擇的動力是利益，而不是面子。
面對這些批評，笑蜀本人也從原有立場上後退，承認自己當初的擔心是杞人憂天，主要錯誤是“高估了體制的抱團能力”，而事實上整個體制已經群龍無首，沒人願意和有能力統一步調。因此國際社會在陳光誠問題上大有可為，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政府應當儘力採取措施，促成陳光誠徹底自由。而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推動陳光誠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種短期內接連獲得諾貝爾獎的先例，則是南非在1961年、1984年和1993年共有圖圖大主教、曼德拉等四人獲獎。而如果陳光誠能夠在劉曉波之後再度獲獎，既是對他的最好救援，也是給全體中國人一個明確的鼓勵信號。
笑蜀的立場轉變，無疑在一定範圍內暫時平息了“國際關注該如何做是好”的爭議，表面上獲得了一致共識。然而仔細分析，這場論戰仍然缺少太多針鋒相對的真正衝突。幾乎所有的爭執與碰撞，都如同《三岔口》的夜戰，在毫釐之間擦肩而過。
事實上，多數針對笑蜀最初觀點的批評，都在有意和無意間偷換了兩對概念，一是究竟“反抗者”如何做，還是“旁觀者”如何做？二是作為旁觀者，國際社會“要不要關注”和“如何表達關注”。
首先，笑蜀挑起爭論的文章，本意完全不在於指點反抗者該如何做是好，而是指點旁觀者該如何做才更負責任。而胡平的立足點則完全轉移，致力於抗爭者自己的心理分析。然而旁觀者在強調“血性”或時“尊嚴”時，必須保持謹慎的態度，這不是善惡對錯的問題，而是角度立場使然。如果陳光誠以尊嚴為信念堅決抗爭，當然值得擊節讚賞；但是旁觀者鼓動“血性”，卻洗刷不掉大言不慚的嫌疑。這是因為，在專制環境中依靠道德感進行反抗，是具有高度個人性的行為。而旁觀者的道義，卻在於審視局勢變化，幫助反抗者做出最有利的策略選擇。用胡平自己的例子來說，如果強盜搶走我們的財物，尊嚴和榮譽固然會促使受害人就地反擊，但是作為旁觀者，如果在看到強盜手持兇器，受害人有性命危險卻不去暫時阻止，反而為這種“血性”叫好，卻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其次，至於“要不要關注”和“如何表達關注”的混淆，正如媒體人安替的表態：“我不同意笑蜀同學，老外問我的時候，我都說，既然中國崛起了，橫豎你們沒辦法影響中國，所以請你們站直了，堅守你們自己價值觀，別做一些讓中國人民看不起的妥協事情，讓人覺得錢能買你們的良心。”事實上，無論是笑蜀還是安替，大概都不會希望國際社會放棄自己的價值觀進行妥協，區別只在於，在堅守價值觀的前提下，旁觀者如何有效地表達關注，才是對陳光誠最有利的方式。
再次，正如何清漣指出的，入世之後美國的最惠國待遇武器在中美雙邊外交中失效，而聯合國人權機制又被中國蓄意“摻沙子”，因此只能訴諸於外國的國內政治。誠然，作為主權理論的忠實信徒，北京政府從來都是“外交”而不是“國際機制”的實踐者，北京面對1966年政治權利公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和國際法院規約的遲疑和保留姿態明確無誤地宣告了這一點，所謂地區性人權保護機制更是空中樓閣。但是，國際機制的失效並不意味着外國的內部政治姿態是終極武器。相反，和外交手段相比，外國國會與官員隔空喊話這種單方表態的最大問題，是無法在中國這個體制內部形成有效的力量傳遞。在缺乏國際戰略眼光的地方當局眼中，“連美國人都立法保護”可能更容易被理解成為用心險惡的特洛伊木馬，並煽動底層民眾對無辜者的狹隘仇恨情緒（這正是臨沂當局僱傭打手時的洗腦工具）。
當下，在國際機制 雙（多）邊外交 外國表態這三個層面中，外交手段仍然是當前最能夠被中國接受的方式，因為後者從本質上仍然是梅特涅 而非威爾遜 的信徒，而它又足夠龐大且有力，龐大到可以讓任何國際機制沒有自己便辦不成事，有力到可以不必認真理會外人的自言自語，並且反過來把這種自言自語理解為一種無視自己存在的羞辱。
最後，笑蜀的匆忙轉變，同樣和他自己的一貫立場有矛盾之處。胡平在引述笑蜀當年言論時提到，媒體對於訪民的作用，往往是“好心辦壞事”，非但幫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誤了苦主。因為媒體報道給了他們不切實際的解決問題的幻想，浪費的生命成本反而更高。今天笑蜀所呼籲的“推動陳光誠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反而似乎正在重走這條老路，給予當下的維權人士過於虛幻的想象。陳光誠固然是一座道義的燈塔，但是在目前狀況下，卻只是一座靜止的燈塔，且覆蓋面和感召力都和當年的曼德拉不可同日而語。1993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分享諾貝爾獎，是因為他們攜手採取了積極行動來推動體制變革，而不是倒果為因，因為獲獎才推動了體制變革。事實上，功不必自我成，少考慮一些獲獎的事，或許更有利於當下的社會運動培養起一顆平常心。多遊說各國不停地在對華外交中施加頻繁的輕度刺激，效果會好於指望“畢其功於一役”的鎂光燈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