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看《亞洲周刊》二零一一年非小說十大好書，歷史書籍佔了較大的比重。像《陳獨秀全傳》講30年代中國史的《落筆驚風雨》和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北京學者張鳴推出《辛亥：搖晃的中國》。
其實，國際史學界也流行中國式「時勢造英雄」之論，認為若不是生逢其時或恭逢其盛，曾經大幅改變法蘭西國運與世界格局的拿破崙，終其一生也不過是普通的上校團長。《陳獨秀全傳》作者唐寶林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但他這部作品無法在大陸出版，而只能由香港中文大學推出。作者披露毛澤東曾承認，直到中共成立前一年，他的思想仍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大雜燴」，不知世上還有馬克思主義。是陳獨秀引導他將馬克思主義定於一尊。如果陳﹑毛之間沒有這場談話，如果陳獨秀沒有派毛澤東赴湖南建黨，如果不是陳獨秀全力將毛澤東提攜到與總書記擁有同等權力的中共中央秘書，毛澤東必定仍是傅斯年﹑羅家倫一類實驗主義信徒。「那麼不僅毛澤東的歷史要全部改寫，中國的歷史也要全部改寫。」
唐寶林還在書中描述傳主陳獨秀的性格特徵：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光明磊落，百折不撓。作者也不迴避陳的錯誤缺點、他的輝煌與失敗、他的不朽業績與英明預言、他的喜劇與悲劇、以及四次獨特的婚戀經過。
《落筆驚風雨》的作者周德偉，很多人只知他曾出任台灣關稅署長，卻不知道他在「五四」期間就讀北京大學，最早接觸共產黨，其後又參與國民黨黨務。周沒被左派牽著鼻子走，也因信奉海耶克的自由主義而不受當政者青睞。周德偉三十萬字回憶錄蘊含非常豐富的史料，讓讀者了解民國史不為人知的一面。在尊崇儒家的周德偉眼中，黃興的人格要比孫中山更接近於君子，汪精衛具有更明確的憲政理念，而蔣介石則有太多的私人權謀考量，所以才會用各種理由拖延立憲。這一觀點顯然與所有的現代史不同，從而也打開一條重寫現代史的通道。學者吳惠林認為，周德偉重新評估儒家傳統思想，並賦予了新的意義。而周德偉小兒子周渝稱，父親的描述「拆穿了蔣介石長期壟斷，以他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賢，極端扭曲的民國史及國民黨史。這段歷史不只是一段血淚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良知受難史」。
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北京學者張鳴推出《辛亥：搖晃的中國》一書。作者認為，戊戌維新是過於急促的變革，因為中國被日本打敗，整個國民的心理負擔都很重，光緒皇帝更想讓中國有一個急劇的改變。而改革人士康有為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只是新近小臣，地位很低者要掀起大浪必須使用非常的雷霆手段，他的言論某種程度上硬把西太後給推到了亡國派那一邊，把一個最有實力﹑可決定政局的人推到那一邊，所以戊戌變革不可能成功。
作者張鳴說，清朝實行新政之後，民變在減少，一個王朝開始變好的時候，革命的言行卻越演越烈。這一次是因為皇族組閣犯了大錯：十二人內閣，四分之三是滿人，無能又要攬權，錯誤就犯得更大。的確，大局改觀不是革命黨的成功﹐而是當政者把一個王朝、一個國家的主體力量全都得罪了。這一切都盡收於《辛亥：搖晃的中國》這面鏡子。
邏輯使人善辯，哲學使人深沉，而歷史使人聰明（培根語）。《一個村莊里的中國》的作者熊培雲面對歷史，更注重心靈與真實。他汲汲營造關於「風險社會」的縝密論述並指出，正是當年人民公社的失敗，餓死了大量農民，「他們有種糧食的義務，卻沒有獲取糧食的權利」。
大災荒更重要的另一個源頭是，社會反對意見無立錐之地。對一個民族而言，反對意見是極其重要的生存資源。實際上，中國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慘劇，早在一九五零年就被一個名叫董時進的「留美海歸學者」不幸言中了。他上書毛澤東稱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從邏輯上說，「一旦田地社會化了」，將造成極其嚴重的災難性後果。董時進走的是與錢學森﹑鄧稼先等海歸科學家相反的路。言路受阻後，董逃出中國，回到美國，後來成為美國國務院的農業顧問。可以想見，董時進的抱負若能實現，最起碼能讓三千多萬農民好好活下來，僅這一點而言，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不知超過錢﹑鄧等人多少倍。
在一般讀者心目中偉人著作﹑領袖文選﹑首長講話等出版物幾無閱讀價值，可是《朱鎔基講話實錄》的命運卻截然相反。對此書隨便翻翻，你就會發現中國大陸諸多報道不受群眾歡迎是什麼理由。在《實錄》中你看不到嚇走讀者的套話﹑空話，而深具個人特色的朱氏妙語比比皆是，比很多電視劇對白都要精彩。比如，關於反貪腐，朱鎔基表示，「江（澤民）主席講過，我有問題，你來查我。江主席都說可以查他，什麼人不能查？為什麼不能查」？「我是你們的後台，江主席是我的後台」；「原則一定要堅持。我全都給你們擔待，大不了我下台」。
可是，從另一角度看，朱鎔基《實錄》恰恰也是中國「病竈」的標本。在一個「黨比法大」﹑執政者將行政﹑立法和監察集於一身的國度，曾發誓「擡一百零一口棺材反貪」的朱鎔基遭遇大尷尬是必然的。比如，中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意出台官員公布財產的「陽光法案」，分明具有強大的合理性，更具有切實的可操作性，但卻無疾而終，不見下文。時至三十多年後的當下，還有什麼執政表現比制度建設淪為空談更令民眾啼笑皆非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