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爭論，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長期化，再度熱烈起來，至少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會出現硬著陸的爭議不絕於耳。房地產泡沫是否開始破裂？股市是否遠未跌到底線？銀行體系是否出現了災難性大漏洞？社保基金是否入不敷出？凡此等等，都是中國經濟裡的大問題，需要搞清楚。然而，這些「搞不清」指向了一個核心問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否將會終斷？香港《爭鳴》月刊刊出大陸綦彥臣的文章，中國城市化進程或將中斷，對中國城市化進程進行分析。
文章說，中國的城市化作為人類社會學視角下最大的群體身份變化運動，不可能僅僅是經濟層面的現代化。即便只有這一「化」，其內在的矛盾仍然會說明中國的政治制度確實到了效用的邊際。關心城市化問題的學者們熱衷於討論的戶籍問題，亦即是城市住房資格的限制。
與住房、戶籍、入學（考試）等有關的限制，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歧視，即來自古典中國式城邦政治的遺傳。在後者那裡，農民被稱為小人、野人，城市居民被稱為君子、國人。
作者認為，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專制統治一直面臨著知性不足的制約，特別是缺乏一套支持政治運行的哲學營養體系。就我個人的比較政治學研究結果而論，蘇聯共產黨的喪亡本質上是「亡於哲學」。現在，中共試圖從文化傳統那裡找到合法性，但知性制約使其尋找路徑被鎖定在「一般復古」。比方說官員的性消費擴張，所謂「情婦政治」；再比如，匆忙將儒學與佛教混合，反過來阻滯社會思想現代性的構建。
正是現代性的這個「性」之匱乏，中國城市化進程才被野蠻性與跌宕性所控制。野蠻性，最直接地表現為住房權利以及土地權利大規模官控；跌宕性，在房地產建設的商業活動中，大規模的存量與市場忽冷忽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更多的野蠻性與跌宕性導致了巨大的社會衝突，或是群體事件發生，或是官方道德醜聞的爆發，以至於深化成公權力的黑社會化運行。
文章接着談到“教育質差與人力貶值”的問題指出，現有的執政體系之基層是城市化不自覺的執行力量，他們本身又無所覺悟。僅從這點上看，城市化不只是人群大規模轉移的過程（農村人口向中小城市集中、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型城市適度散點式進入），更重要的是城市化需要人群教育程度的提高，儘管這種提高是個落後於人群轉移的緩慢過程。然而，中國的教育體制完全與城市化方向相反：第一，教育思想極其落後，難以規模化提高人群的品位；第二，受教者普遍存在素養習德的障礙，「有知識沒文化」仍是「政教」體制最頑強的痼疾；第三，欠缺技術教育資源，教育產品不適合市場需求。
由於以上三種原因長期存在，人力資源貶值將會長期存在。
簡單地說，「大學生不如農民工掙得多」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經濟現象。其改變的充分必要條件是現存教育體制完全廢掉，即廢「政教」而改「人教」。
如此重大的社會性改革是現代化到現代性的最主要環節。狹義地講，它也是政治改革的瓶頸。現在看來，這個瓶頸無由突破，因此它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斷的主要因素。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中斷對社會漸變是一個顛覆性吞噬，對政治制度也是一個跌宕性破壞。
決定中國二十一世紀全球地位的唯一社會標誌，就是城市化的順利與否。
文章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其操作層面上，有賴於社會保障機制的運行。哪怕這個運行十分低效，但只要能夠處於維持狀態，就算提供了社會改革的效能。事實上，中國的社保運行即便不考慮腐敗的侵蝕，僅看其經濟上的可持續性就是十分悲觀的，因為其資金收益率遠遠低於通脹率。支出高峰期已經來臨，收入下降期也已出現，「紅利窗口」已經關閉。因此，全國社保基金的總經理戴相龍坦率地講，「我就擔心儲備基金將來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那樣還不如沒有這個制度。」
城市化順利與否在經濟的可行性方面，依託於社保基金能否持續性增值。後一項，在短期內影響更為明顯。現在全國有十四個省份的社保基金出現年度缺口，去年全國軋差達到六百餘億缺口。
不能提供最基本的社保，讓那麼多的人進入城市干什麼？這是個最倫理、最常識的問題！為了解決短期危機，有人（如新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希望社保基金投入股市賺錢。但是，中國股市是經濟增長模式的溫度計，即股市的下跌因素不是「政策市」的原因，而是「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已經破產。更為悖論的關係是，郭樹清等人社保資金進入股市的主張本身就試圖製造「政策市」。
假定中國股市持續下跌（今年五一節前後上證跌到兩千至一千八點已態勢明顯），那麼，社保資金再被股市套住，顯然會造成比貪腐更嚴重的後果。初步估計，全國社保資金已被貪腐銷蝕了兩成，而其入市，很可能會遭受三至五成的迅速損失。
從十九世紀初期人類出現城市化意識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可以說是最失敗的：其一，城市化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之後，還沒出現逆城市化的可能；其二，社會人口老齡化的來臨比預期的早十至十五年，人口紅利迅速消失；其三，農村的空心化程度十分嚴重，加劇了文化與精神層面的城鄉二元對立。
以上第三點比戶籍制度的明顯損害更可怕，也比毛時代的糧食「剪刀差」的經濟後果更嚴重。第二點已經被學者們所注意，但官方研究機構尚未提供最短十年的規畫前景。之於中國「特色」，農民工失去農業外的就業機會本質上就是一個強制的逆城市化。它不僅不公平，還是社會騷亂的主要誘因。目前，中國約有四千萬規模的農民工受到了逆城市化的壓制。它有可能彌補農村空心化，但無法對付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力。
文章最後說，中國的城市化運動是人類近兩百年來最大的社會結構變化，但它的悲劇性結局已經在所難免。歸根結柢，現有的政治制度不具有知性與德性上的改進可能。建立制度理性，對於中國仍然是個遙遠的神話！
另外，爭鳴還刊出署名麻子的文章：張藝謀─藝術靈感被謀殺的導演，評論新片《金陵十三釵》。
文章說，張藝謀的大片《金陵十三釵》終於面世了，據說耗資六億人民幣、歷時三年，媒體頗為熱鬧。單看片名，不免讓人望文生義地聯繫到美麗的女人、動人的愛情故事，可是看了電影以後，不覺五味雜陳。《十三釵》既不能讓人將其當正劇看，流下悲傷的眼淚，激發澎湃的愛國熱情，因為劇情和場景實在是不靠譜──國軍的裝備太精良，妓女們絲質旗袍太華麗，還有她們為女學生的貞潔而大義獻身實在太讓人費解；它又不能讓人當鬧劇看，因為它的主題太沉重──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演員還特投入，導演也很認真；此外，它也不能當主旋律看，讓民主人士痛批勞民傷財，呼籲推翻執政黨的專制，因為它缺乏主旋律的「浩然正氣」；甚至不能把它當作無足輕重的庸片而不看，因為張藝謀的名氣、巨額的製作費和三年的時間……，讓我們處於這種無可名狀、無處宣洩的狀態中實在是太殘忍了，相比之下，悲哀反倒是一種幸福。
如果我們能暫時從這種糾結中超脫出來，公平地說，《金陵十三釵》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幅幅美的景物畫，但也僅此而已！透過纖細的腰肢，華麗的絲質旗袍，瀰漫的硝煙和纏綿的床戲，回顧一下張藝謀這些年來的藝術路，或許會給我們一點提示：近幾年的電影，看不到故事，只有一幅幅不能打動人心的唯美畫面，就像是一朵朵美麗逼真的絹花，缺乏生命的勃勃生機。一九九四年張藝謀的電影《活著》在大陸被禁，不但讓投資人血本無回，而且讓藝術家面臨兩難的抉擇：依從自己的心靈還是順從執政黨的專制？電影藝術不同於其它藝術，成本太高，稍微越軌，就面臨被禁的下場，連成本都撈不回來，這樣當然很難找到投資人。對藝術家而言，共產黨對意識形態的鐵腕控制，剝奪了任何形式的創作自由。藝術家不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心聲、真實的情感，其作品自然缺乏生命的活力。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如何能拍出優秀的電影來呢？
不光是共產黨的專制，中國一百多年來積弱積貧，導演還要面對西方強勢文化全面的衝擊，既要用美女加床戲取悅於市場，又要揣摩、迎合好萊塢的胃口。華人已在有意無意之間把奧斯卡獎當成了電影界的世界冠軍，導演為了獲奧斯卡，頗下了一番工夫。可是，這次還是表錯了意：女學生們對妓女們的俠義處之泰然，妓女們的慷慨獻身，無不折射出五千年古老中國文化對個人生命的輕視，就別提妓女的生命了。這十三釵的獻身，骨子裡透露出的是人們對她們自輕自賤的認同，單是這一點，如今就不順應倡導人權、女權的潮流。一個導演在如此眾多的強勢夾擊下，還有多少心靈自由的空間呢？
其實，奧斯卡不過是美國電影協會幾千名會員投票選舉的結果，是一場不動聲色的市場策畫，不可過於當真。張藝謀這點起碼的自信應該有。藝術作品見仁見智，怎麼能秤出紅薯的斤両來？你能用幾斤幾両來衡量一朵嬌艷的玫瑰花嗎？你能說紅牡丹比白玫瑰漂亮是普世共識嗎？然而，張藝謀對奧斯卡似乎有著深深的情意結，似乎成了他今生唯一有待征服的高峰。當然，對奧斯卡的情意結，我們無可厚非，因為戴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緊箍咒的張導，如果沒有衝奧這一點屬於他自己的個人慾望，他還有活路可走嗎？可是，如果通過一部電影，只能看到導演衝奧的強烈慾望，看到導演對製片人投資回報的關注時，也許應該從導演之外去找一找原因。
被中國的專制統治強權閹割的知識分子，張藝謀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樂觀一點看，時代在進步：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代的宮刑，司馬遷畢竟保住了性命；四九年以後，從反右被打入另冊，餓死荒郊，到如今的禁令，藝術家算是免除了皮肉之苦，可是，這是多麼的緩慢和微不足道的「進步」啊！藝術家的生命有限，藝術的靈感往往稍縱即逝！每一年，當局都花巨資購買外國電影，尤其是好萊塢電影，中國不是沒有卓別林似的藝術家，而是沒有他們生存的土壤。是摒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了，那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應該送進歷史博物館了。
所以對在強權與強勢文化的窄縫中求生存的藝術家的某些責備，常常有欠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