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影響最大的新聞應該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被廢黜的新聞。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幾乎毫不“委婉”地將重慶最近的作為，定位是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的直接違背，隨後薄熙來被廢黜，其家人被調查的傳聞，這一系列宮廷劇讓中國關心政治的市民們震驚。與陳良宇、陳希同等早前落馬的，以反腐為名而進行的高層政治鬥爭相比，同為政治局委員一級的高官相比，薄熙來被免職引起了普通市民的更大的討論甚至是情感的介入，顯然已經不僅是高層政治搏殺。
在中國民間政治議論聚集的微博上，“左派”和“右派”為擁薄和倒薄相互辯論甚至彼此人身攻擊，而“烏有之鄉”、“四月論壇”、“民聲網”等號稱毛派的網站，則被要求“技術升級”無法訪問，有傳言稱，是官方為了防止其組織擁薄的遊行或者串聯簽名所做的臨時處置。
更有意思的是，而一些本沒有明顯毛派色彩的普通網友，尤其是重慶籍網友，更是發出積極的擁薄言論，至少在對薄唱紅歌表達政治正統性的作為不以為然的前提下，對其“打黑”，改善“民生”等作為表達支持。
薄熙來事件雖然還未發展到真正的政治清算階段，但而無論薄用意如何，關於薄熙來、關於薄熙來和他的團體所提出的“重慶模式”，已經成為牽扯了中國發展方向的大討論。
對自由派評論者對薄熙來複辟文革的批評，北京政治評論人莫之許不以為然，他認為，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是當局後極權維穩模式的升級版。
他說，“重慶模式一是唱紅強調正統，一是試圖福利收買底民眾，一是打黑震懾新興社會階層，保守、福利、反自由主義這些都是拉薩爾和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顯著特徵，也是和諧社會政策和維穩體制的真實含義。重慶就是後極權維穩體制的一個版本，與文革半毛錢關係都沒有。”
昨天的《紐約時報》在報道薄熙來被解職事件時候，曾將“重慶模式”簡單地概括為大規模無節制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照顧貧窮弱勢群體的需求（lavish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nd ten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municipality’s poor），並認為其有顯著的民粹主義色彩。
媒體人譚翊飛的文章《從財政收入看重慶經濟的秘密》則從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和發展的思路方面解讀了重慶發展的不可持續。
譚翊飛發現，2011年，重慶的經濟增長16.5%（增幅全國第一），而且是依靠壓低要素價格，但政府財政收入卻增長51%，這說明在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所得遠遠高於民眾所得。
在經濟下滑的背景下，為何財政收入還能巨額增長呢？根據他的分析，增長項中，可以分為三類：一是稅收大幅增長， 二是加強了稅收征管，其三，是國有土地出讓金收入大幅增長，增長71%。
譚翊飛發現，2011年，重慶的經濟增長16.5%（增幅全國第一），而且是依靠壓低要素價格，但政府財政收入卻增長51%，這說明在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所得遠遠高於民眾所得。
他的結論是，領跑重慶稅收增長的行業主要是房地產，其次是金融。但重慶傳統的支柱產業並無起色，甚至是下滑，尤其是汽摩行業產銷大幅下降，這顯然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
薄熙來被解職後，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在“經濟觀察網”撰文呼籲，“既不能僅僅因為重慶出事就簡單否定重慶模式，也不能根據重慶重視民生就肯定重慶模式。”這篇文章很快被刪除，但觀點值得重視。
文章中，孫立平提出，重慶模式面對的那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如果不能用更好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去了“（薄）西來”，還會有“東去”；其次，重慶模式的出現，客觀上起到了撐大政治空間的作用，刺激了有特點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的出現，因此，不應從“削藩”的角度肯定（薄熙來解職）這件事情。
他在文章中提出，不管薄熙來的動機是什麼樣的，我們必須看到，重慶模式是在深厚的社會土壤中形成的，這個土壤就是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民眾在現實生活上面臨的種種困擾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強烈不滿。而薄熙來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形成這樣的模式，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要滿足社會中的某種現實需求。
他擔心由於否定重慶模式而導致對造就重慶模式的那些現實問題以及民眾要求的忽視。
對普通民眾對重慶模式的依賴，對平庸悶局的不滿，而薄熙來在重慶的嚴厲治警、鐵拳打黑，並將社會保險向底層延伸，照顧弱勢群體，贏得了許多掌聲。
對此，孫立平認為，“反對僅僅根據重慶模式注重民生，或者也確實解決了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而肯定重慶模式。”
他說，“任何模式都是針對現實問題的，都是可以解決某些現實問題的。”他舉了希特勒的經濟措施和中共建政後對社會的強力控製為例。
孫立平提出，判斷一種模式，不能僅僅看它眼前解決了什麼，而是要看這種模式的邏輯是什麼，其演變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麼，從長遠說，使民眾擁有維護和爭取自己利益的權利，比暫時解決一些民生問題更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