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中共新左派政治領袖薄熙來突然被中共中央解除重慶市委書記的要職，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今天的中國觀察，要向大家介紹有關薄熙來下台的分析評論。香港《明報》的社論稱：“薄熙來主政重慶4年，其治渝模式可以歸結藉助民眾對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以‘唱紅、打黑、共富’操作的‘重慶模式’，受到左派擁戴，但其強化國家機器、發動社會運動、脫離法治軌道等方式，也引發較大爭議，甚至被批評為文革回潮、開歷史倒車。
所謂重慶模式，是否涉及中共路線之爭，以目前所知，無法判別，不過，無論薄熙來4年來給重慶帶來多少轉變，但是他的做法所帶來潛在危險，必須警惕。因為薄熙來所推動政策，有重大缺陷：他在推行人治而非法治，他在強化政權而非民權，他以一黨之尊凌駕公民社會。歷史上，不乏野心家曾經以類似模式取得權力，最終使社會、國家陷於萬劫不復境地。”
台灣《旺報》的社論稱： “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後的薄熙來，這幾年逐漸走上了所謂‘左’的道路，他的重慶模式，放在世界歷史的範圍來看，與其說是左，不如說和極右的納粹法西斯更為接近。畢竟國際左翼傳統上重視的是公民權利和草根民主，是以社會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來矯治市場經濟與資本獨大的弊害，而不是依靠國家權力與個人崇拜來暫時解決民生問題，更何況薄熙來家人的生活方式更是遠離庶民，何左之有？”“對當前的領導集體和即將接班的新一代領導人來說，如果放任薄熙來以強人政治結合民粹動員、這種類似文革的方式來奪取權力，勢必衝擊中共在文革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相對穩定的集體領導體制。更嚴重的是，比較清醒的中共官員都清楚，幾十年來大陸社會累積了龐大新舊矛盾與民怨，民粹強人崛起勢將打開潘多拉的盒子，破壞維穩大局，最終造成天下大亂，這也是溫家寶一再說要防止文革悲劇重演的原因。”
香港《信報》的社論稱：“薄熙來在重慶4年多的施政，當地經濟有所發展，民生有所改善，而他‘唱紅打黑’的一套，在全國亦有一些捧場客，故此中央領導層里，縱有對其不滿者，一時間也無可奈何。王立軍事件有‘叛國投敵’之嫌，性質之嚴重不言而喻，作為王立軍上司兼提攜者的薄熙來，被問責合情合理，中央趁此契機將他調離重慶，也有助煞住‘左風’，不啻機會難逢。然而，‘重慶模式’在中國尚存土壤，改革開放前的歲月，仍然有人懷念，這是不爭的事實，當權者必須反思。”
台灣《聯合晚報》的社論稱：“這次鬥爭最確切的涵義，可謂權貴資本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決，目前是以前者勝、後者敗為結局。但薄熙來之前何以能夠創造‘唱紅打黑’的高潮？難道薄熙來一人之力，就能橫空拉出全重慶、全中國的巨幅紅幕？‘唱紅打黑’畢竟唱響、打響了好一陣子，是因大陸的權貴資本主義製造了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社會，”“經年累月之下，民間的仇怨已四處橫溢，薄熙來才可以藉勢而起。他創造的重慶模式，簡言之即‘唱紅打黑重民生’。 ‘紅’未必可徑解為‘左’，它其實順勢藉助了老百姓對‘服務人民大眾’的純凈目標的嚮往與回歸；‘黑’亦非‘黑社會’而已，而多少有遙指‘權貴’之意，打黑意在打權貴；而‘民生’則是配房、均貧富，就是所謂分蛋糕論。這些無不扣合了民眾的深層心理。
薄熙來本人太子黨出身，他的政治動作能一度創造出‘毛澤東思想在重慶回歸’的讚譽，不能說沒有‘群眾基礎’。以此可察，薄熙來事件的本質，還是‘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中共當局拔除了薄熙來的權力，一時止住了這場運動的風向，但追根究柢的貧富對立與民怨問題未解，執政者再不作為，民怨洪流勢不可擋，可能成為中國社會內部動蕩不安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