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文革是以類似政變的文革方式結束的，那麼重慶這場“小文革”的運動，也正在被一種空降最高權威、人人表態過關、竭力清除痕跡、卻避免正面辯論的威權方式強行壓制，這種威權在程度上當然大為減弱，但其“路徑鎖定”的本質卻依舊未變。
2011年6月，在薄熙來還沒有顯露敗相的時候，本台即發表文章《中國會出現一位布朗熱將軍嗎？》，將薄熙來的仕途命運同法國19世紀末的狂熱民族主義明星布朗熱將軍相對比。二者同樣都發跡於地方、躍升到中央，又被放逐到地方操弄民粹情緒，最終無力回天。
所不同的是，布朗熱將軍最終在情婦墓前自殺身亡，而薄熙來現在還在不為人所知的秘密處所等待命運裁決。雖然有追隨者為他鳴冤叫屈，甚至期待效仿鄧小平“三落三起”，然而目前看來，這場中國版本的“布朗熱運動”正在接近落幕。
隨着政治強人的倒掉，重慶正在出現一場“去薄化”和“去王化”的運動。在新任市委書記張德江亮相之際，原先薄熙來的“親密戰友”、市長黃奇帆就表態要“堅決擁護中央對王立軍事件的處理，擁護中央對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要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堅決與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張德江同志的工作。”由此開始，重慶從上到下各級重新表態站隊，38個區縣各自召開黨委會議和黨員幹部大會，“紛紛表態擁護”中央的人事任免決定。更有“市民代表”稱“黨中央的聲音就是定心丸”、“重慶有福了”。
這種“堅決擁護”在王立軍的任免上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2011年5月27日，在重慶市三屆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上，王立軍曾以54票全票當選重慶市副市長。而時隔十個月之後，同一屆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又全票通過了何挺擔任副市長、免去王立軍副市長職務的人事案。從全票上台到全票下台，中國政治“協商一致”的僵化和虛偽暴露無遺。
然而這種人人表態過關的行動，仍然無法避免多米諾骨牌的選擇性倒掉。3月21日，重慶南岸區委書記夏澤良被帶走調查，原因不詳。26日重慶華龍網透露，人大主任兼組織部長陳存根被免去市委常委職務，寧夏省委常委徐松南調任重慶，接替前者的黨內位置。
這種“去薄化”和“去王化”的風潮還體現在剷除各種細節痕跡上。3月15日，重慶大禮堂廣場一度張貼告示，稱廣場唱歌聲音過大，“嚴重影響周邊群眾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要求“加強管理”。這一告示普遍被解讀為禁止繼續唱紅，但在引起輿論關注後，這塊綠色告示牌又一夜消失。在重慶市公安局經偵總隊院內，由王立軍題詞的石雕已被鏟掉。大樓內薄熙來“鎮得住壞人、幫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的警句及王立軍的語錄被取下。曾經風光無限的重慶打黑展覽，也在一夜之間全部撤除。
與此同時，市民生活也在不可遏止地“還俗”。 曾經拒絕商業廣告、打造“紅色頻道”的重慶衛視上，“詩仙太白酒”於3月15日以冠名贊助方式悄然露面。隨後，重慶衛視以“觀眾需求和電視頻道運行規律”的名義再度改版，曾經被逐出黃金時段的電視劇回歸原位，《天天紅歌彙》縮水至《周末紅歌彙》，部分無人問津的節目將被取消。甚至在重慶各大賓館住宿的客人們最近都發現，客房的門縫下，不時被悄悄塞進有美女照片和電話號碼的卡片。在嚴刑峻法的高調運動過後，人的慾望和需求正在報復性地復蘇。
長久以來，重慶“唱紅打黑”最有爭議的一點，就是它強烈的左傾色彩。溫家寶在兩會閉幕的中外記者會上，更提高到1981年歷史決議的高度，將重慶原當局的做法暗喻為路線之爭。能夠印證這一表態的，是薄熙來被撤職後，曾經風起雲湧的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等民間毛左網站緊急關閉，在清理挺薄文章後重新開放。但是沒有人能說清究竟是被強迫關站，還是非常時期的自保措施。蔚成氣候的新老左派原本以重慶為中心形成合流，奉薄熙來為“共主”，卻被一紙撤職令打亂陣腳。在形勢尚不明朗之前，曾經被重慶奉為座上賓的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高等研究院的學者們，正在尷尬的沉默中等待。
自由派歷史學者朱學勤曾針對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幫的“懷仁堂事件”指出，中國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剷除”的。換句話說，當年中共高層並非完全另起爐竈，而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文革”，這就給後來的改革進程投下了陰影。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手法上更是鎮壓1976年“四五”運動的升級版本，進一步強化了強力戡亂的思維定勢。對毛澤東和文革諱莫如深、畫定禁區的做法，也助長了今天充滿矛盾的歷史觀。
《中國新聞周刊》文章觀察歷史規律稱，近二十年來曾經受命“空降”的政治局委員們（朱鎔基、尉健行、吳儀）由於都面臨亂局，因此普遍施展鐵腕政策。張德江面臨的重慶亂局足夠複雜，想必更加清楚這一點。然而，用威權手段整頓重慶的副作用是，在強制壓服的表面下，反而激起了左派民眾幻想的悲情意識。學院派沉默不言，而孔慶東、司馬南等“民粹左派”正力圖把薄熙來塑造成悲劇英雄的形象，是“反革命政變”和“政治迫害”的犧牲品。“文革餘孽”這個詞正刻意地從左派嘴裡用諷刺和戲謔的方式說出來，以便“去政治化”，消解它的真正含義。而對於反感重慶模式的自由派來說，勝利的喜悅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注意力，針對失敗者的黨內“雙規”被法律學者批評，在媒體的幸災樂禍中反而獲得了它的合理性，強化了它的存在。
如果說，文革是以類似政變的文革方式結束的，那麼重慶這場“小文革”的運動，也正在被一種空降最高權威、人人表態過關、竭力清除痕跡、卻避免正面辯論的威權方式強行壓制，這種威權在程度上當然大為減弱，但其“路徑鎖定”的本質卻依舊未變。在這種路徑下，政治強人的神話會始終陰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