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官方的“學雷鋒”動作之大與前幾年不可同日而語。官方強力推動，媒體緊鑼密鼓，學雷鋒、雷鋒精神等“歷史熟語”，再度成為現實中的高頻詞彙，不時被官方、官媒所強調。聯繫以往在“學雷鋒”方面本有所“淡化”的現象，不少人疑惑並發問：在學雷鋒活動“高調復出”的背後，究竟存在何種背景與成因呢？
網上的《公民》刊出黎明的文章：雷鋒何以高調復出。文章就認為，其實不存在任何新被發現的、不同於大眾以往體驗的新背景、新情況。我們置身的社會現實背景，我們的生活背景，並不因“雷鋒系列概念”的變更而改變，也不被某種“弘揚活動”所規定。
文章說，社會保障不公與缺位，生態環境惡化，特權侵害，腐敗潰瘍，貧富差距，發展不平衡，惡性犯罪頻發，詐騙與各業作偽，食品與藥品問題……在諸如此類現象組成的現實背景中，人際關係似乎“相毒互害”，人人難免都有或強或弱的不安全感，對“社會道德水平”的評價，自然只會低、不會高。說白了，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若不明指“社會缺德”，那也會指向“他人缺德”或“某群體缺德”。
近年之“背景”以及對人心之影響，大致如此。淡化 “學雷鋒”的背景是這，高調“學雷鋒”決策的背景也是它。
但對“學雷鋒”的解釋和預期、估價，隨時而變也自然而然。去年一年間發生的對公眾刺激性較強的事件，似乎也加重了決策層對“道德危機”的憂慮。老人跌倒後敢扶不敢扶、該不該扶？遇到有人被車撞傷，管還是不管？連這都成了激烈爭論問題；兩歲女童小悅悅在佛山連遭兩車碾過，一段監控視頻顯示多名路人依次經過卻未施援手，讓無數人直擊了“社會冷漠”與“道德淪喪”之嚴重程度；西湖救人的“烏拉圭女俠”，似乎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國人的“俠氣”不足……
應該指出，這些事例，並非社會道德“更加淪喪”的鐵證。這些事例的信息傳播，都和技術條件的改變有關。此類現象能夠及時呈現在公眾眼前並被高度關注，對“提升道德”還是不可缺失的助力因素 自發的民間傳播，開啟“自我教育”的過程；此條件下，民間自發開展着所謂的“學雷鋒活動”。
在爾虞我詐與“互害互防”的人際氛圍中，大家更嚮往、憧憬“人類美德”。這雖顯得有些奢侈或過分，按說，強調“不做惡”才更具現實意義。但，正是由於這種“幻想”的存在，我們社會才有提升文明的希望。“雷鋒”，其實是個其他品牌難以企及的特大品牌，對現存的如此強勢、如此普及的“品牌資源”，許多不挑剔的“求善者”，也難免抱着實用主義的態度，順勢拿來一用。
“雷鋒”是個筐，與時俱進地裝。“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用當時詮釋的雷鋒精神，可以培育紅衛兵，煽動仇恨，加害於賢良與無辜者。其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提法被嚴厲批判，因為那是資產階級的那一套；而現在，據官方提法，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風尚，就是“學雷鋒”的目的。“老雷鋒”雖說更像一尊神，但那時的“雷鋒神”和所有學他的先進典型，都無法成為慈善家，只因大眾無法在維持簡單生存的同時，拿出自身不需要的財物救助他人，個人行大善的條件，在那時根本不具備。
文章認為，多數學雷鋒與人為善的傑出人物，並非接受過最多“思想教育”和學過“先進理論”的人。抱持“當好人”理想，做善事、追求真善美的人，在我們社會中也有很多，其中不少最底層的“草根”，以忍受常人難以想象的困苦為代價為他人造福，其善念善行與艱難令人唏噓。
他們“行善”，或因個人有過某種生活體驗，或出於宗教、信仰因素，或身體力行學習某前輩親人，甚至不排除存在難言之隱等特殊原因，而所有個人原因，以及包括龐大民間志願者救災隊伍在內的所有善舉，都可以被官方納入學雷鋒活動，視為“精神文明建設”的成效，而民間我行我素並不在意，不會”與官爭功”或“與官爭善”。
文章說，指出這一點很有必要：當代博大、強勁而含混的“雷鋒品牌”，並非全由體制內力量構建。雷鋒精神的內涵，在體制內變化多，而在民間，借名借勢的“雷鋒內涵”，素來比較淺顯、明朗，相當於“與人為善”和“做好事”而已。再說具體一些，民間理解的雷鋒精神，不過“普世價值”，如樂善好施、助人為樂、扶危救困等“人間正道” 這種“精神內涵”，因不變而常新，因普適而恆遠。
官方高調宣示“學雷鋒”之後，坊間出現一種強音，道是“讓領導先學”。各界領導人士或“成功榜樣”，對社會道德水平升降的作用自不待言，此議，說明公眾之“學術頭腦”與政治覺悟、現實精神均不可小覷。官員如何“與民爭善”？或許這才是更重要的議題。
另外，《公民》還刊出北方可可的文章，題為“此雷鋒非彼雷鋒”。
文章說，從上個世紀中葉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後，國人“學雷鋒”可謂半個世紀堅持不懈，這主要是因為官方的直接推動使然。然而，近些年來，“學雷鋒”活動的形式化、走過場就不斷遭人詬病，甚至在前幾年還有過這樣一條新聞報道：有一家中國安全套製造商在其一款產品的包裝盒上印上了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並配有雷鋒手持鋼槍的標準肖像，還加上另一句話 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從這種明顯帶有揶揄、戲謔、嘲弄意味的“創意”，我們就可以窺見“學雷鋒”活動的真實情形了吧。
文章說，所謂雷鋒精神，有些或許是可以學的，有些就的確值得商榷。比如雷鋒的所謂“螺絲釘”精神。雷鋒說他要做一顆螺絲釘，“擰到哪裡在哪裡閃亮發光”雲雲。想想看，這是不是過分強調了一個人被動服從、永遠都被支配（或者被奴役）的一面，從而使人成為一台“精神機器”，不要有任何個人主觀願望。每個人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如果都如此這般被別人或者某種政治力量主宰而活着的話，那生命本身還有意義嗎？這實際上就是官本位、組織本位、政治本位的典型表現無疑了。一個人的慾望無非包含兩個方面：肉體的和精神的（思想）。試想，如果人成為一顆“螺絲釘”，那豈不是行屍走肉一具？談什麼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又有何意義？
再來說雷鋒以“釘子”精神學習毛主席著作。假如人們都像雷鋒那樣，以“釘子”精神刻苦學習毛澤東的著作，那人類的思想活動豈不成了少數人的“思想霸權”，不就是“一言堂”嗎？人類文明還能向前發展和推進嗎？毛澤東本人不是也說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嗎？
再看雷鋒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據說，雷鋒視此為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樂，而我們不能想象一個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地活着，他能有什麼幸福和快樂？“毫不”、“專門”，這是不是強調到了極端的程度，一個人果真這樣一點都不為自己，全部為了別人活着，那是不是他有‘被虐待’的精神分裂傾向？事實上，自私是人的本性，它與生俱來，如果人失去了追逐個人私利（當然在法制社會你得在法律的約束下合理追逐）這種本性，連一點個人慾望都不復存在的話，恐怕人類社會則不能前行反而倒退無疑了，因為它失去了基本的前進動力。“萬類霜天競自由” 毛澤東自己就是這麼說的。“競”是什麼，就是要通過一番或者多番較量從而征服同類，然後實現自己的“自由”，包括獵獲更多的食物以飽餐自己。說到底，其動力源就仍然是自私，因為肚子餓是每一個人生下來就會有的自然生理表現，而且是每天或者若干小時就要發生一次的。因此，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對一個正常人來說，怕是決然做不到的。
文章說，其實，在這些問題的背後，也許另一個問題就更值得思考。雷鋒本人到底是不是上面所描述的那樣的性情？也就是說，此雷鋒是不是彼雷鋒呢？在那個特殊年代，給雷鋒寫材料，總結、提煉“雷鋒精神”的人或者組織，他們是不是做了某種政治迎合，或者是層層上報過程中按照政治需要做了拔高和“包裝”，結果被包裝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其實，換一個視角來看，政治和文藝一樣，有明星就有fans，雷鋒如果真是他們所描述的“雷鋒”，那就只好如此理解：他當時可能是毛澤東的超級政治fans，他的上述怪異行為與今天那些歌星的超級fans類同，激動之下有時可能會失去理智。不過，“雷鋒”根本就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雕像而已！
說到“雷鋒”這種烏托邦式的政治雕像，這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今天仍然揮之不去的那種“高、大、全”、“ 假、大、空”。記得前年初，有個叫周洋的運動員獲獎後的一席獲獎感言不經意間成了一條新聞。之所以如此，其實就是因為她說了些大實話而已；而在過往，這種獲獎感言的內容基本上就是眾口一詞的八股調：“感謝黨、感謝政府……”之類。
事實上，不光是在體育界，在其它領域的各種頒獎活動當中，獲獎感言也都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千篇一律、異口同聲，即“感謝黨、感謝政府”雲雲。比如有一項工程竣工了，相關新聞在報道了通車儀式以後，接着就介紹幾個所謂的“築路英雄”的先進事跡。來看這樣的“先進事跡” 他為了修路，從工程設計開始，到這次通車的長達十二年時間裡，回家時間總計不超過五個月，平均每年探親時間不到半個月。記者問：你後悔嗎？“英雄”回答：我不後悔！作為一名黨員，為了工程儘早完工，為了國家重點工程建設，為了……雖然辛苦，但我感到很自豪。想想看，作為一個生命個體，一個普通的打工者，這種話是不是人話呢？正常情況下或許一般人會這麼說：真有點後悔，對不起老婆孩子呀！幾次都想辭工回家，但我得賺錢呀，回去可能失業，我這樣也是沒辦法。如此表達是否更加合乎情理？不過，記者採訪結束後我們就常常還會看到這樣的結語：……像這樣的感人事跡在工地上還有很多，他們的事跡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
這種所謂的典型人物真的如雷鋒一樣值得大家學習嗎？在他那裡，孩子見到他猶如陌生人，對孩子來說，這是沒有爹的童年；老婆每年只有半個月能與他同床共枕。我們不妨跳出這個個案來看普遍，如果一個社會對這樣的人物、事件加以正面的宣傳和提倡，那麼這是“以人為本”嗎？這種人的這種行為又是否人道？追求快樂和幸福是人生永恆的主題，沒有人去刻意追求痛苦，所謂“以苦為樂”這種話現在想起來，它聽上去是否多少有些滑稽？
總之，以人為本 我想今天我們至少需要反思一下：雷鋒同志到底是不是個好榜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