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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講話助中國經濟起飛但政治後遺症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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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二十周年,凡是從那個意氣風發的改革年代一路走來的人們,難免百感交集。或許是評價的時機尚未到來,或許是這段歷史的前因後果暫時不便言說,總之,至今仍未看到有隆重刻板的官方正式紀念活動。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其實,“南巡”在歷史上曾是君主專用語,康熙、乾隆祖孫曾各自有六次南巡,均包涵政治意義。歷史名畫《康熙南巡圖》至今傳世,乾隆在《禦制南巡記》中稱:“予臨禦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二曰南巡”,將南巡和西征(開拓新疆)視為平生兩大功業。

Soldiers from the honour guard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line up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portrait of late chairman Mao Zedong hanging on the Tiananmen Gate, during a welcoming ceremony for Kuwait's Prime Minister Sheikh Jaber al-Mubara
Soldiers from the honour guard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line up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portrait of late chairman Mao Zedong hanging on the Tiananmen Gate, during a welcoming ceremony for Kuwait's Prime Minister Sheikh Jaber al-Mubara REUTERS/Petar Kujunz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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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網上歷史學者章立凡的博客文章回顧說,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南巡講話”並非正式名詞,官方的準確說法應該是“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況且,“南巡講話”也不是鄧小平的創舉,毛澤東生前就曾多次出京“巡視”,尤其是每當他的主張無法貫徹時,便會出京沿途宣講,大造輿論扭轉形勢,你別說,這法子還真是屢試不爽。最經典的事例,就是毛澤東在1971年最後一次 “巡視大江南北”,一路上不斷發話敲山震虎,最終引爆了林彪事件,這些講話當年也被稱之為“毛主席南巡講話”。以此類推,凡是發表了重要講話的主要領導人的“南巡”,往往都具有非凡的政治意義。

話說1989年11月,鄧小平從他的最後一個領導職務,也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來,成為了他所自稱的一介“平民”,但卻仍然是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中國“第一平民”。而在此之前幾個月,震驚世界的89“六四”事件之後,中國在國際上遭到了空前的孤立,外國投資紛紛撤離,改革開放陷於停頓,甚至出現了倒退,不僅如此,國內否定改革開放的輿論甚囂塵上。另一方面,中國的這場六四政治風波,也開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潘多拉之盒,曾經長期處於極權主義體制之下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紛紛因為改革滯後,民怨沸騰,政局出現連環動蕩。1989年11月9號,柏林牆倒塌,東、西德國在90年10月實現統一;而一年之後發生的“8.19政變”則導致了前蘇聯的解體,一個有着74年歷史的超級大國轟然倒塌。

眼看着“老朋友”們一個個倒下,難免物傷其類,國內那些否定改革的人們也趁機打出了所謂“反和平演變”的旗號,推波助瀾,並逐漸成為當時的主流輿論。在國內外這種政治氣氛之下,鄧小平親手開創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岌岌可危,甚至面臨著半途而廢的危機。此時已經88歲,形式上不再擁有任何權力的鄧小平,兩位得力助手胡耀邦和趙紫陽,已經先後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因此他不得不親自出馬,以打破常規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尊嚴和歷史功績。一生經歷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畢竟是運作政治形勢的老手,與晚年的毛澤東相比,他雖已沒有正式的權位,但豐富的政治經驗、深厚的人脈資源和一言九鼎的影響力,無人能與之匹敵。

從1992年1月18號到2月21號,鄧小平在家人的陪伴下,先後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這位高齡老人以顫抖的聲音和手勢,高調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衝擊波。針對“姓社姓資”的爭論,他指出:“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對市場經濟的支持:“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文章又說,在此次南巡中,老戰友楊尚昆始終陪伴左右,顯示出他的抗爭已經得到了軍方的支持,這也是“南巡講話”能夠迅速扭轉中國改革倒退局面的關鍵所在,一個月之後,形勢果真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先是《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分別發表社論作出積極響應,隨後“南巡講話”又被整理成為中央二號文件下達,並於同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最終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法地位。回首歷史,在當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形成記錄的文字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這樣一段話: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這條路線,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如今,“南巡講話”已經過去了20年,鄧小平逝世也已經15年,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已經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繁榮的背後,則是極劇的體制腐敗,和社會兩極分化。究其原因,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通篇均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可以說,當年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重啟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車輪,暫時渡過了89“六四”之後遭遇國際社會空前孤立的難關,緩和了國內外種種矛盾。這固然是鄧小平實用主義哲學的成功典範,但從長遠來看,贏得經濟的代價卻是嚴重的政治後遺症。

鄧小平在1985年就曾說過:“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政治體制改革長期停滯,權力尋租所造就的體制性腐敗和權貴資本,如今已盤根錯節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義濫用公權力,侵害民眾利益的現象比比皆是,社會分配不公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以致人們在頌揚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時,很難評價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綜上所述,章立凡的文章最後強調說,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改革開放和“南巡講話”所推動的市場化經濟,極大地喚醒了中國人沉睡數千年的權利意識,這在無形中也給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培育了掘墓人。事實上,中國執政黨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抵制政治體制改革,根本上就是在與自己為敵。一個執政黨,如果多數黨員只為自己謀利,不為黨的前途着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這種體制也就很難自我修復。總而言之,不為人民維權,政權難以維穩,一邊侵害人民利益製造不穩定,一邊又在利用維穩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這是最缺德的經濟模式;另一方面,一邊以國家主人作為假想敵,一邊又在用納稅人的錢來監控納稅人,則無疑是最愚蠢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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