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3月第一位藏人以自焚形式表示抗議以來，採取同一極端方式抗爭的消息便接二連三地不斷傳出。藏民抗議北京政府鎮壓藏人宗教和文化、同時推行漢人文化的做法。至今，已有30多名藏人選擇自焚，其中大多為喇嘛；每一次藏人自焚的消息傳出，都會引發國際社會的反響。令人遺憾的是，各方籲請藏人不要再採取自焚的呼聲並未能杜絕自焚現象。這些藏人究竟為何選擇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何清漣女士接受了本台採訪。
最近不斷傳出藏人自焚的消息，有些畫面十分慘烈，不忍目睹。藏人自焚已不是孤立現象，這些人為什麼要採取如此極端的方式？您怎樣看待這種舉動？
我認為這應該從中共方面找原因，而不是藏人。因為藏人對他的宗教有一套獨特的理解。這不是漢文化所能夠理解的。我最近正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即：中共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與生俱來就有一種內在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不僅限於藏傳佛教，也涉及其他外來宗教和本土宗教。這種緊張與共產文化特點有關。中共與宗教的緊張關係前所未有，是源於共產主義學說本身。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只有共產主義學說為人類的終極價值提供一種解釋。如：共產主義理想，而且曾稱之為“天堂”。這是其他社會都沒有的一個特色。因為在所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只有宗教才為人類提出終極解釋。信奉這一學說的共產政權，建立的就是集權政治。它的特點是不僅要管理人間以及人的思想，還要管理神界，比如對藏傳佛教，它作出關於達賴、班禪轉世的規定。人去規定神的轉世，因為在西藏的宗教文化中，將達賴和班禪視為神，是太陽和月亮。共產黨出台的相關規定就是要管理神界，要負責對藏傳佛教世界作出終極意義上的解釋，超越它。所以它視所有宗教為異端邪說。
1949年以後，中共曾把本土一直存在的三教即：儒、釋、道，全部禁絕。被禁絕的也包括天主教。即使改革開放後，對這些在中國歷史上制度化的宗教、佛道有限度地開禁，但是，有一個與以前不同的特點，就是：中共政權高於這些宗教。以前歷朝皇帝基本允許宗教存在，但皇帝並不高於宗教，相反還是一些宗教的信奉者。包括到了孔廟，皇帝要去行三跪九叩大禮。但是，對於一些民間宗教如白蓮教等，中國的封建王朝倒是一直當作社會不穩定因素，進行打擊。共產黨在1949年以後，也禁止所有民間宗教存在。如果說共產黨打擊法輪工是源於這個傳統文化，那麼對於藏傳佛教和其他教派的管控基本是出於這種共產文化的需要。
近些年來，北京加緊藏區的經濟發展，當地的基礎設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今非昔比，但這些物質上的現代化終究滿足不了藏人的需求。藏民渴望獲得怎樣的生活？
這也是我近來在思考的一個問題。面對法輪工的矛盾，當時包括知識界在內的中國人一致支持，認為這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但是2008年以後，中國人突然意識到，原來和西藏和新疆的矛盾，都包含有宗教，甚至宗教的矛盾佔據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很少有人能夠從宗教和社會之間的結構功能關係這一角度去理解。大多數漢人都在想，我們給了少數民族許多經濟上的幫助，政治上也給了那麼多的政策優惠，為什麼還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一點與共產黨的宣傳是同構的。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我發現，中國對待宗教和宗教史的態度與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文化學者一直把宗教視為解讀人類文明的鑰匙。但中國對待宗教的態度很不一樣。
如何理解宗教現象？西方哲學家馬克•布洛克曾經說過：宗教就像一個結，這個結將社會結構與社會精神大量不同的特徵纏繞在一起。簡言之，宗教的信仰牽涉到整個人類環境問題。我認為，任何宗教都有植根於社會土壤的強大原動力，並履行一定的社會功能，如心理安慰功能、社交功能、祭祖功能、治病健身強體功能、謀生功能、靜心功能。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宗教發揮的精神紐帶作用。這一點在藏傳佛教中看的很清楚。
共產黨用政治暴力來解決宗教問題是不合適的。這只能造成共產黨與各宗教之間的關係緊張，而且只會造成中共政治與宗教之間的內在緊張、造成政府與各宗教群體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我可以預言，中國政治和宗教之間的衝突今後會成為中國社會各種矛盾衝突的一項重要內容。北京應該明白：不應該採取暴力簡單地取締，因為人類有兩種真理，一種是宗教真理，一種是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和中共政治文化只承認科學真理。但他們不太清楚人的精神世界是需要另一種真理-宗教真理。這就是科學高度發達的美國為什麼在每一次總統宣誓的時候，還要將手放在聖經上面發誓。
今年秋天，中國領導人面臨換屆，之後，新一代領導人是否會為解決西藏問題帶來些許希望？
我認為可能性不大，因為新一代領導人沒有幾個有這種文化素質。包括中國知識界也需要對宗教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