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山東39歲的菜農韓進自縊棄世,留下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女兒。他自殺的直接原因是他家6畝田,1萬餘元資金投入，兩三個月的辛勤勞作，換來的竟是8分錢一斤的“傷心”菜價。
2011年，清華大學電子系的5名學生，利用暑假深入華北蔬菜生產和集散地定州市，從供應鏈上游追蹤至下游的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之後，他們利用課餘和閑暇時間，完成了數據分析和信息整合。北京的NGO 社會資源研究所為這些學生的最終調研結果提供了寫作框架支持及後期編輯工作，並在今年中國“5.4”青年節之際，以“青年觀察中國”系列之一正式發布。
河北省定州市是一個縣級市，位於河北省的省會石家莊市和保定市之間。定州是華北最大的蔬菜經銷集散地和著名的蔬菜生產基地。2010年，定州蔬菜總產量229.5萬噸，總產值達到26.28億元，是北京地區批發和零售蔬菜的主要供給源。
清華大學電子系的學生考察小組選擇了土豆和西紅柿兩條供應鏈作為研究對象，走訪了定州的村莊，定州市區的市場，北京市的新發地批發市場，北京海淀區的超市和小型市場。
在他們調研的4個生產土豆的村莊中，菜農的組織化程度各異： 例如中平谷村，以傳統小農為主，每個小農每年自行選擇蔬菜品種，獨立種植，獨立銷售；也有實現了初步的組織化生產，同村的菜農組成一個農業協會，在生產環節實行互助。
目前，定州菜農已經逐步仍原子化的分散種植，向組織化生產和銷售過渡。在組織化生產的3個村莊中，農業協會的成員在種植季節會互相幫助管理，出現病蟲害後也會一起處理，但不會統一銷售，採購商一般通過菜站找到農戶。
他們走訪的辛興村的西紅柿種植基地中，種植環節也出現了組織化的趨勢。
一般而言，菜農會根據前一年銷售的結果，選擇種2-3次不同品種的蔬菜。由於不擅長使用網絡工具，只能收看電視中的農業技術類節目，缺乏了解農產品價格或者整個市場情冴的信息渠道，因此菜農對於市場價格的影響力有限。
菜站是介於農戶和買主之間的中介機構，一般是2-3個人的家庭經營。通過幫助外地貨主聯繫購買當地蔬菜，按照每斤提取2分錢的中介費用來盈利。中介費不會根據品種和市場行情的變化而改變，統一固定為2分錢。
菜站分別與當地農民以及外地的貨主達成口頭協議，之後貨主會提供車輛到菜站收菜，幵在亊後付貨款。在收購的時候，菜站還會對菜品進行一定的質量把關。 菜站的成本主要在於門面的租賃費用或者購買門面的一次性投資上，租賃價格每年3000到5000元不等。
在定州有兩個主要的蔬菜農貿市場：東關市場和西關市場。
兩個市場各有特點：東關市場離農村更近，也不對交易的農戶收費。許多農戶直接將收成拉到市場中，與外地來的買主進行交易，這裡聚集了近20家菜站。西關市場則更加綜合，既有針對當地百姓的零售區，又有提供給大型採購商的批發區，批發區里的賣家一般也是外地經銷商。市場管理方會對賣方收取一定的費用。
定州蔬菜產量充足，均價較低，吸引了大量外地貨主。他們會提前聯繫好定州菜站，委払菜站代為收菜，價格由菜站定，外地貨主提供車輛運輸。外地貨主消息靈通，能夠掌握各地菜站提供的市場信息，再其中選擇性價比高的地點收菜。學生們在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訪談到的貨主，平均2天完成一次收菜-賣菜周期。通常仍凌晨1-2點就開始賣菜，作息極不規律。
北京的超市、小型菜市場和個人商戶，這些主體是蔬菜供應鏈的終端，直接面向個人消費者。他們一般去大型農貿市場如新發地收菜。
調查者分析了定州到北京的土豆供應鏈利潤分布後發現，流通領域中越接近消費者的市場主體，其增值幅度越大； 在與消費者直接収生交易的市場主體中，小型超市的增值幅度最大。
訪談中，蔬菜價格波動幅度過大。例如，東雙屯種植的大白菜，2008年每斤賣8毛，2009年則下跌到7分錢。這樣的情況，在土豆，西紅柿等“大路菜”中非常多見。而類似此種幅度的價格波動，據村中的農戶反映，可以達到每三年一次。
有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不管農民那裡的收購價波動怎樣劇烈（年際間有數倍的差別），市場上面消費者支付的價格始終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也就是說，農民承擔的低菜價幵沒有轉化成消費者的實惠，這部分利潤去了哪裡呢？
在學生們調研的村莊中，菜農對於外界市場信息的了解僅僅來源於報紙、農業電視節目和口耳相傳，信息的準確度和時效性都很低。雖然有了電話、電視、網絡，但菜農們對於這新鮮亊物的使用還存在障礙。到了每年要決定蔬菜種植種類的時候，菜農往往是根據上年的市場行情來決定，易導致供應過多，產能過剩,更像是與市場和天氣的一場豪賭。
蔬菜市場風險在很大程度上由基層生產者來承擔，蔬菜的批發商和終端的零售商的決策空間則相對靈活。當収生自然災害、種植面積過大等因素，導致収生價格波動時，各級經銷商通過自身對蔬菜定價的影響能力，把大部分風險轉嫁到了農戶身上。
無法進入市場的“過剩”蔬菜，小部分能被產地附近有限數量的居民低價消費掉，多數則不得不爛在地里。地方政府農戶也曾經希望通過“訂單農業”這樣的模式來分攤風險，但嘗試目前並不成功。
例如，定州市的齊興莊村08年在一個大超市老闆的勸說下搞起了訂單農業，村子裡的菜幾乎全簽給了他們，價錢也定下了，十分合理。到了收菜的季節時，那一年的市場價格極低，這個老闆就不願意給當時定下得價錢了。按理說，村民們和他之間有合同，可以訴諸法律途徑。但這個老闆那年直接腳底抹油超市都不要就跑了，超市也破產了。農民們僅僅得到了一點點補助。找那個老闆找了很久，菜一直沒賣，那年的菜也就那樣糟蹋在地里了。
就這一次事件，讓當地的菜農被坑的不輕,所以之後任何訂單農業他們都不搞，之願意搞原始的種植後再收購，價格聽市場的方法，收入水平也停滯不前。
學生們研究了英國的蔬菜供應鏈的案例，發現了一個很有用的模式，即合約生產，將蔬菜供應鏈中的各個環節通過有法律保障的合約來連接起來。報告說，“國內也正在向這方面努力，但是中國不像英國擁有實力強大的連鎖超市，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