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領導層今年在“倒薄”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像當年江澤民處理陳希同、胡錦濤處置陳良宇那樣，罪名一經公布就百鳥息聲。雖然再次搬出了“文革路線鬥爭”那種層層表態式的傳統政治手法，但這次“倒薄”還是遇到了“紅二代”的強大阻力與民間的公開反對聲音。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對此，有分析人士認為，一些挺薄者紛紛利用在公園聚會、聯名寫公開信，以及在網上匿名發文的方式，來聲援薄熙來並譴責中共當局。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恐怕還是，中共自身陷入了一個由自已羅織的意識形態陷阱。
有海外中文媒體5月6號轉載知名學者何清漣的博客文章說，共產黨統治與歷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權不同，世俗政權一般不禁宗教，也不用意識形態來規訓國民；而共產黨統治不僅禁止獨立宗教，還用意識形態來管控國民，從這點來說，共產黨政權比所有的世俗政權更接近神權政治。中國在毛時代，用的是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來規訓國民；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意識形態大一統的格局無法繼續，於是，對於思潮和理論之爭向來缺乏興趣的鄧小平，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種種麻煩，下達了“不爭論”的禁令，並對毛的功過採取了“三七開”的評價。
殊不知，這樣一來，中國便從此失去了徹底清理毛澤東極左思想的歷史機遇。考慮到此後的江澤民與胡錦濤無論是資歷與聲望，都根本無法與鄧相比，也就只能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以及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放在一起，簡稱“毛鄧三科”，並成為中共黨內所奉行的“理論”經典。但所謂“毛鄧三科”就其思想內涵來說，並無繼承與發展的關係。比如，毛澤東思想當中最重要的，當屬其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包括鄙視知識分子，並過分拔高工農的地位及其對社會的貢獻等等。
而鄧小平當年改革破局之初，就是公開放棄了階級鬥爭的理論，同時大力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至於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其實質作用就是在工農等階層日漸邊緣化的時期，為中共重新構建包括政治、經濟與知識精英三者聯合的社會基礎。不難看出，鄧小平和江澤民的上述“理論”正好與毛澤東推崇工農的思想截然相反。至於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則純粹就是一些空話的羅列，甚至不能代表胡本人的真正政治傾向。由此可見，把這樣一些政治主張南轅北轍的所謂“理論”生硬地放在一起，則恰恰構成了一個就連中共自身都未能認識到其危險性的意識形態陷阱。
其直接後果就是，在中央權威強大之時，最高領導者還能壓制住各種不同聲音，這些矛盾就不會明顯化。但到了胡錦濤執政時期，由於各種社會問題日益凸顯，上述“意識形態陷阱”所造成的各種麻煩也就接踵而至：最開始是鄭州等地的下崗工人不斷舉行小規模集會，藉著推崇毛澤東來表達對當今社會現實的種種不滿；接着便是所謂“老左”與“新左”的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語言來表達對毛時代的嚮往；毛澤東時代更是被打扮成了一個人人平等、沒有腐敗、工農與人民當家做主，同時在國際上地位很高的時代。
何清漣的文章分析認為，這些人的信仰真誠度到底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所有這些打着“毛左”旗號的人，肯定是看中了毛澤東思想的政治保險性，這一點卻是確鑿無疑的。他們盤算的是：這是你中共自家供在神壇上的理論，我們藉著它說事兒，你總不能說我們是“反革命、反政府”吧？到了這個時候，上述“意識形態陷阱”便開始顯露其破壞性作用，對於那些“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後出生的70、80兩代青年來說，中國的洗腦式教育和政治學習，讓他們根本無從辨別有關毛澤東時代的真實面目。
而那些老一代的工人階層，由於其政治與經濟地位的雙重失落，則會有意忽視毛時代的普遍貧窮和嚴厲的思想管制，以及一系列殘酷血腥的政治運動，甚至包括三年大饑荒在內。於是，一個以毛澤東為符號的“紅色文化”浪潮開始在中國大地粉墨登場。一幅根據俄國列賓名畫〝不期而至〞改編的油畫〝毛主席意外歸來〞，那畫面上的人物沒敢將現任政治領導人列進去，但卻列上了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國勢力、資產階級與他們的知識界代言人。
文章又說，在其商務部長任上還是一副洋務派作風的薄熙來，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在重慶利用“唱紅打黑”，開始了他的“問鼎”政治局常委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與很多人不同，不少人認為，身為政治局委員的薄督到重慶，只是其〝入常〞前的一個驛站；我則認為，正是因為薄熙來〝入常〞無望，才開始〝唱紅打黑〞的。所謂“唱紅”，是為了表示自己以老牌太子黨的身份，繼承毛澤東政治地位的正統性，“打黑”則是創造政績與清掃地盤的需要。
薄熙來所代表的其實是一批不甘心父輩奪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進而毀於一旦的〝紅二代〞，他們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其父輩追隨毛澤東創立了紅色政權。薄熙來們對現實的解釋基本上都是從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發，拿着民生作幌子。對此，中共現任領導層的難處則在於：既要承認毛澤東政治遺產的合法性，又要承認鄧小平政治遺產的合法性。由此可見，當年鄧的所謂“不爭論”只是換得了黨內暫時的安定，但卻留下了一個後患無窮的意識形態陷阱。
一旦這兩份遺產被兩撥具有不同利益背景的黨內代理人，用作政治鬥爭的工具，那就無法再維持黨內的安定團結了。在此次“倒薄”事件上，北京決策層採取刑事定罪而迴避路線鬥爭，正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這一危險的“意識形態陷阱”將使他們深陷其中，無法自拔的緣故。
北京周西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