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國一個流行的觀點是認為利益集團阻礙了改革，其中政府又是最大的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確實阻礙了改革。網上的《公民》月刊刊出朱海就的文章：改革受阻於無“道”， 認為，這種說法雖然沒錯，但是把問題推給利益集團是一種偷懶的解釋。我們更需要問的是，利益集團中的個體為什麼會採取阻礙改革的行動，而不是接受改革？還有，為什麼民眾沒有給利益集團施加一個足夠強大的壓力，使之接受改革，也就是說，難道民眾就不構成改革阻力了嗎？思考這些問題，不難發現，改革受阻歸根結底是在這個國家“道”已失，換句話說，精神墮落是這個民族面臨的最普遍，也是最嚴重的問題。
文章說，我們可以想象構成利益集團的個人的行為，他們也是個人利益最大的追求者，但一個人獲得利益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依靠壟斷的權力，佔有權力帶來的租金；二是依靠自己創造性才能的發揮，獲得相應的報酬。利益集團，從這個角度理解就是一幫依靠權力壟斷的謀生謀生的人，他們沒有付出有價值的勞動，只是假裝在上班，也許這一點他們自己也清楚。緊接着的問題是，為什麼他們不通過第二種方式獲得收入呢？這就與“道”有關了。有這兩方面的可能：一是這些人認為金錢（物質）是最大的價值，至於推動社會進步什麼的，和他是無關的，也就是說那方面的行動的成果對他沒有價值。而且，為追求這個金錢利益，可以破壞任何的規則，即“道”。二是他們對自己的創造力沒有信心。我們知道人一般都具有創造力（自然法則），這是“道”，而官僚卻是這樣一幫奇怪的人，他們放棄自己的創造性，為的是求一個安穩。這兩個方面是密切聯繫的：放棄了對精神價值的追求，才胡作非為，苟且偷生。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奧派的企業家才能與中國傳統的“道”之間的聯繫：最大地發揮企業家才能的人，就是最守“道”，也是最有“道”的人，他也許沒有信仰，也不懂什麼認識世界的理論，但是他就是盡量發揮才能，服務他人。
僅有正確的理論不足以推動改革。正確的理論指引正確的行動，它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正確的理論終究還是一種“知識”而已，要使它改變人們的觀念，轉化為人們的實際行動，就需要有“道”的支持。把個人得失安危視為最高價值的政治家，是不可能接受正確但對他個人不利的理論的，他宣揚的一定是那些對自己和他的成員最為有利的理論，而不是正確的理論。對改革者來說，接受正確的理論需要勇氣，一種精神上對個人世俗利益的超越。所以，不能認為，有了正確的理論，改革就會順利推進，要認識理論的局限，如沒有精神的提升，理論對現實的作用還是有限，官僚和民眾完全有可能為了物質上的小恩小惠，而拒絕接受正確的理論，他們很可能會問：“這個理論對我有什麼用啊？”所以，一個社會除了需要一些人研究和傳播正確的理論之外，還需要一些人去實踐這些理論（以及道德倫理）的價值，以激起更多的公眾多這些理論的價值的認識和追求，這些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如曼德拉、緬甸的昂山素姬或者撒切爾、里根那樣的政治家，這些人儘管自己不是理論家，但卻知“道”。
文章認為，我們要特彆強調，“道”的三個方面，即自然法則、倫理和正確的理論之間的內在一致性，正確的理論以自然法則和倫理為前提，自然法則和倫理構成了正確理論的研究對象，也是判斷理論正確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比如新古典經濟學，為什麼我批評它阻礙了改革，是因為這種理論完全拋棄了自然發展和倫理。
找回失去的“道”，重塑“道“的價值，在我看來，不僅是改革前行的唯一途徑，而且還是避免我們陷入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唯一途徑。
關於中國改革，《公民》還刊出鄧聿文的文章：重拾改革 重尋動力。
文章說，如果我們只看到中國這十年的輝煌一面，可能就會犯片面性錯誤，輝煌背後的濃重陰影，或許才是中國真實呈現給我們的圖景。在這十年裡，社會進入大分化、大動蕩時期，貧富分化的加劇、食品安全問題的擴散、腐敗的泛化、階層流動的停滯、官民的對立乃至對抗、社會道德的滑坡和信仰的缺失……直至層出不窮的群體抗爭，無不給“盛世中國”抹上了一筆濃濃的灰暗之色。有學者就把中國在最近十年遇到的問題稱之為“轉型陷阱”，意指在這十年裡，由於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致使社會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從而出現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社會發展畸形化的情況。
中國目前是否存在着這樣一個明確的“轉型陷阱”，可以討論。但是，與經濟強勁增長不協調的是，改革在這十年裡確實有些躑躅不前，則是不爭之事實。今年一月，國務院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會議提出了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並部署了今年改革的八項重點，它們都是當前我們多數人每天都在談論和感受到的一些棘手問題，如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稅、金融、資源價格、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打破壟斷，推進公共服務等，如果單看這次改革工作會議，會覺得政府的改革決心很大，然而，把這十年的改革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放在一起，就會發現，十年改革基本原地踏步，某些方面甚至還在後退。
為什麼白白浪費了十年的改革光陰，這是我們需要追問的。就改革的時機而言，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對中國的衝擊，本來為中國改革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因為從中國改革的歷史經驗看，改革每有實質性進展，多在社會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金融危機對改革高度依賴外需的增長方式，轉變發展模式，是極好的契機，可惜我們過於擔憂經濟下滑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從而將很多計畫推出的改革舉措推後、延宕或乾脆取消，甚至把一些本該成為改革對象的東西拿出來作為對抗危機的“法寶”，重拾我們過去熟悉的行政調控和經濟刺激手段。正因如此，雖然確保了危機期間經濟還在繼續增速，但其留下的代價也是巨大的，由於在傳統發展方式下將政府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發揮到極致，未來再提高的空間不大，若仍沿襲此種發展方式和手段，今後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必成定局，從而陷入長期滯脹的困境。這在2011年已有明顯之表現。
反思中國改革遇到的困境，有兩個因素不能不提，一是改革向深水區推進後，遇到的既得利益阻力驟然加大；二是由部門主導的改革缺乏頂層設計，排斥公眾參與，並沾染了部門利益和色彩。而這兩者又是互相影響的，尤其是後者，要高度警惕。改革固受既得利益的阻擾，但沒有部門的配合，既得利益其實是沒有那麼大的能量阻礙中國改革的。很多時候，是部門假借既得利益不改革，或出台有利於擴充其權力的改革。以民間投資的開放為例，就足見部門主導之改革，是如何拖延中國改革的。國務院在2010年推出了“民間投資36條”，可時至今日，差不多兩年時間過去，與此有關的多個政府職能部門，連細則的準備都還未開始。從這個角度看，甚至可說部門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這也就是對經濟社會發展至關緊要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一些改革遲遲推動不了的原因。
對中國的改革，人們常用“漸進式”一詞來描繪其推進路徑。漸進式的含義是：由增量到存量、先經後政的過程，也即先在傳統體制的外圍培育新的市場主體和經濟力量，待它生長壯大後，再轉向改革傳統體制本身。但這是我們今天對改革的總結，在改革發起之初未必有這麼明確的思路。更可能的情形是，改革是由各地和各部門自行其是的。換言之，真實的中國改革，可能更接近部門改革，越到後來越是這樣，由部門來主導改革的實際進程。改革的決策雖然是由中央做出，但改革思路的提出和對改革的操作都在部門。
對漸進式改革或部門改革，我們當然不能持全盤否定之態度。尤其在早期，由於從易到難，改革減少了社會震蕩和失誤的風險，同時積累了改革的知識和經驗，使之成為激勵後期改革的動力和深化的條件。但其缺點當然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改革方式缺乏系統性和前瞻性，很多時候都是為解決各種問題而被動改革；也缺乏統籌性和共融性，改革之間常有衝突，從而易形成對前期低成本改革成功經驗的依賴，降低對後期成本的承受力，並最終使陷入改革動力不足、自我鎖定的困境，形成漸進式改革的風險。
再深入一步，“轉型陷阱”也罷，漸進式改革的風險也好，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在於政府未能處理與市場的關係，嚴守自己的邊界。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一個自發演進的過程，而是由一個權威的政府“人為”設計出來的，因而也就避免不了存在設計者自己的利益，尤其是這個權威的政府又是一個傳統上力量就非常強大的威權政府時，它是不願輕易退出經濟過程的，只要有可能，就會利用自己的權力資源侵入市場的邊界，蠶食市場的成果。由此可見，政府若過於強大，對市場經濟的後期發育無疑是個威脅和障礙。
改革拖得愈晚，成本將愈巨大。要走出“轉型陷阱”和漸進式改革的風險，必須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約束政府的衝動，這必然是一個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在內的系統的全面的改革，而不會是單一的經濟改革。因為只有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自由化，社會的組織化，中產的公民化才能有效約束政府。所以，未來的改革一定要以憲政、民主、法治、市場為目標，但就當下而言，應把改革的重點放在改變政府的治理方式上，改革不能由部門所主導，減少政府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不當干預和管制，將政府壟斷的權力下放給社會與市場；鬆綁民間投資，打破國企壟斷，開放金融、文化等各類服務業；建立公共財政和預算民主；加快社會組織的培育、構建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機制，拓寬民意訴求的反饋渠道；改革收入分配體制，縮小貧富差距；以及加強法治建設，使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和約束下進行。
目前，民間對真正改革的呼籲很高，如果中國能出台實質性改革舉措，將不啻是中國改革事業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