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該省黨代會上談如何建設幸福廣東時，提出要破除“黨恩論”，汪洋是這樣表述的：“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 識”。在聽多了“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之類官腔官語後，突然間在一個省的黨代會報告中講“幸福非黨恩賜”，還真讓人有些詫異。
網上的《公民》刊出鄧聿文的文章：用民主與法治來破除“黨恩”，文章說：其實，汪洋 更準確地說是廣東省委和政府 的“幸福非黨恩賜”話語不過是說出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政治常識。本來，在人民同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上，無論從 馬克思主義的維物史觀，還是現代民主理論來看，都是人民養育了黨和政府，而非相反；但在一個久已積非成是的環境里，人們常常被教育為要熱愛黨和政府，因為 是黨和政府給予了人們一切，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假如在個人的成長和發展中，黨和政府確實費了很多心血，幫了很大忙，就像某些拿金牌的運動員一樣，那自然應該對黨和政府懷有感恩之情，不感恩就是忘本 所謂“吃水不忘挖井人”；但假如黨和政府對自己的進步並未起什麼作用，為什麼要去感謝它呢？連馬克思都講，人民是權力的主人，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動輒就要 人們感謝黨和政府，除了讓人講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使社會的風氣變得偽善外，並不會給黨和政府的形象格外增添什麼。
現在，之所以有許多官員，甚至政府和黨委存有這種“恩賜人民幸福”的想法，把黨和政府凌駕於人民之上，當然是因為黨、政府和官員的權力來源不是“民所 賦”，人民沒有決定他們命運和前途的權力，相反，他們在相當程度上能決定一個草民的生計，所以，百姓對黨和政府“感恩戴德”也就很正常。
除此外，“黨恩論”的流行還與以下兩點影響有關：一是官本位意識；二是父母官意識。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士農工商”，不論“士”的形式如何變化，以權力為特徵的士始終在社會的發展和運行中起主導作用。既然是官本位，社 會的評價和標準自然以官的價值來衡量，向官靠攏，因此，社會的各種資源才會集中於政府和官員手裡，從而使得政府和官員擁有各種資源來調節和支配社會的分配 與運行，進而導致社會對官員趨之若鶩。
另一方面，中國人喜歡稱官員為“父母官”，而官員也常以“父母官”自詡，兩者都習焉不察。“父母官”的稱呼，反映了中國人對官員及政府的一種特有的道德期 許 像“父母”對待孩子一樣把百姓的一切都管起來。這大概是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所致。但要像父母對待孩子那樣對待治下百姓，就需要將權力和資源集中於政 府，所以，官本位不必然要求是父母官，但要成為一個父母官，前提必然是官本位。
每個父母自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長大後能夠生活得幸福，為此不惜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孩子，讓孩子學各種自以為對其將來有用的知識，而不管他們同不同意 中 國的父母尤其喜歡這樣。可見，凡父母官者，也都帶有為父為母的兩個特徵：“善意”和“強制”，以為只要目的和出發點是好的，就可以在不徵詢百姓意見的情況 下強行推出一些措施和政策。
拆遷就是這樣。地方政府的拆遷，無不打着為民辦事的旗號，自認為沒有半點私心。所以，很多官員不解，“我是為你好，為何還不領 情？”
問題在於，即使撇開政府和官員的私利不談，就算他們都大公無私，確確實實是為人民謀幸福，是否結果就一定好？答案是否定的，多數時候政府包辦的結果都是好 心辦壞事。原因在於，大千世界複雜多變，每個人的理性和知識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有超人，官員並不比其治下的百姓聰明，否則，計畫經濟就是最完美的經濟。 因此，假如有政府和官員認為自己應該比市井小民站得高看得遠，比他們更清楚需要什麼，如果不是出於無知，就是自大。
文章說，由此來看，替民做主的父母官並不是那麼好做的。做好了百姓會對你千恩萬謝；做不好，毀了人家的幸福，那肯定被罵一輩子。而現實中，做不好的概率遠大於做好的概率。
何況，“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的時代早已過去。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自由、民主和權益意識也日益提高，特別對經歷了30年被人做主的中 國人來說，哪怕政府的確是好心為其服務，也不想為自己再找一個“父母”。無視社會發生的這種心理變化，是一些政府“善舉”每每遭到公眾巨大抱怨的根源所 在。
因此，黨、政府和官員理應體認到，民眾不是自己的子民，無須黨和政府為其幸福規畫和操心。黨和政府所要做的，是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一個好的社會環境及 必要的公共服務。超過這一邊界，不斷替百姓做主做事，不但可能不會為民眾帶來幸福，反而會毀壞民眾已有的幸福。這裡的關鍵，就是要破除此種為民做主的父母 官式的思維，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認識，進而從根本上解決“權為民所賦”的問題。人類的發展證明，只有民主才能做到這一點。
當然這是一個長過程，當務之急，是要建立一套法治框架來規範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讓三者各司其職。在法治的大框架下，建立一套有效的監督機 制。如果輿論監督能夠切實發揮作用，公民可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政策、政治過程提出批評和建議，那麼，各級黨政官員就不敢輕易替民作主，製造“幸福”了，社會 將真正處於一個和諧發展中。
另外，《公民》還刊出蔡慎坤的文章：官員對外亮家底究竟有多難？
文章首先回顧：5 月14號凌晨3點45分，《北京日報》官方微博突然要求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公布個人資產，不知《北京日報》出於何種目的？一份不敢要求自已官員亮家底的官 媒偏偏把矛頭對準一個美國來的官員，殊不知美國官員的資產都很透明，在網上隨時都可以查到。耐人尋味的是《北京日報》在要求駱家輝公布個人資產的前後，又 連發兩條微博替《北京日報》社長梅寧華辯護。主要是兩點，第一點是撇清跟薄熙來的關係；第二點說梅寧華多麼清廉。眾多網民隨之要求“清廉”的社長梅寧華率 先公布一下自己的資產。
梅寧華當然不會上網民的圈套，身為中國一個很普通的廳局級官員，他自然也沒有向公眾公開個人財產的義務。剛剛出版的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日前 發文稱，中國有效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至少還需等10年。10年之後還要根據中國政治、經濟運行周期才能知道是否會出台相關的規定。
文章總結出現階段官員財產申報三大死結，包括難以統計官員的收入尤其是灰色收入，官員受賄的文物古董、金銀玉器等贓物難以折算，難以監控官員銀行賬 戶等等。文章稱，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與貪污腐敗相伴成長的財富藏匿手段也越來越複雜多樣。以前許多貪官貪污幾千幾萬，現在許多貪官污吏動輒貪污千萬上 億，而且手段十分高超。一些國企貪官紛紛利用自己的親屬及其他共同利益關係的人通過現金走私、經常項目下的交易、對外投資以及信用卡工具等多種方式向海外 轉移財產，而貪官本人早在國內成為了“裸官”。
據2011年中國社科院《法治藍皮書》的調研數據，70%的公職人員認為官員財產應當公開，並贊成擴大財產範圍至私車、股票等收入，而對此持贊成態 度的廳司局級官員比例甚至高達91.3%。原本被視為最大阻力的現職官員，對官員財產公開有如此高的認知度，但真正行動起來卻總是步履維艱。
早在1987年11月17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就指出：“ 一些國家規定公務員應當申報財產收入，我國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建立申報財產制度問題，需在其他有關法律中研究解決。” 而在2001年，中共中央就啟動了官員財產申報工作，規定在任副省部級領導幹部必須申報家庭財產。2004年，人大常委會還將官員親屬出國、子女就業申報 等列入議題。但時至今日，申報公開工作仍沒有突破性進展。
這些年來，有執着於此的兩會代表委員連續多年提交議案提案，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而得到的回應，從“條件尚不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難”到“正 在積極開展工作”，再到“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已着手起草建議稿”。然而，這樣官民同聲的呼喊，始終得不到高層的回應。究竟是一股什麼力量在 阻礙官員公開財產？
文章說，官員公開個人財產也即亮家底的制度被稱為“陽光法案”，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的監督手段並且已經日趨成熟。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中共執政也有60多年了，為什麼官員公開財產仍然遙遙無期？
一方面是人民群眾強烈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呼聲，一方面是官方以種種借口和理由推諉詭辯的託詞，一方面是被查處的倒黴的貪官動輒幾千萬上億的斂財金額，一方面是數千億上萬億的財富被轉移到國外……這種畸形的政治生態還要維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