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名公共知識分子徐友漁和紀錄片導演華澤編的這部書最初的題目是：『遭遇警察 “和諧社會”里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的時候把標題改為『遭遇警察 中國維權第一線親歷故事』。前者似更富有寓意，後者則凸顯見證。全書共收集了21位作者的22篇文章，作者們娓娓談來，引人入勝，然而讀者則不由得驚心動魄起來，不由得恐懼起來。也許驟然間你會獲得一種悲壯感，一種感同身受的命運感。因為，這裡的作者和編者本身就是受害者，本身就是見證人。
這個真實的社會裡警察無處不在，編者在前言里簡要地勾勒出中國獨特的警察現象：“與蘇聯東歐秘密警察的活動方式不同，中國警察既不神秘，也不威嚴，中國公民遭遇警察不是偶然、個別、例外的，而是大量、經常的，不是在暗處，而是在明處”。於是，那些本來與熟人、與朋友交往的日常情景：喝茶、吃飯、旅行、度假，在這裡都具有了特別的含義，恐嚇和威脅在這裡明目張膽，但警察表面上似已失去了昔日的威嚴，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向你“打招呼”。請你免費住旅館，原來你已被失蹤。請你住進度假村，原來你已經寸步難行。
不言而喻，這是一個警察社會。然而，作者的可貴之處就是用筆把自己奇特又日常的遭遇記錄出來，從而成為刻骨銘心的永久性記憶。也許數十年過去後，某些觀念會過時，然而作者筆下那些罪惡的瞬間，黑暗的片刻卻永久性的讓人觸目驚心：華澤女士拍完紀錄片回家途中突然遭遇警察蒙面綁架，滕彪從書店出來，突然間被塞進警車帶走……這些日常而又不平常的歷史場景，不僅是現實的、也是歷史的，不僅是社會的，也是啟發人思索不已的當代寓言。這是一段珍貴的記錄，作者把它們記下來，讓活着的人戰勝遺忘，讓未來的人不要忘卻。
本書的編者之一，目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課題研究的華澤(筆名靈魂飄香)，為我們談了編著這本書的緣起和經過。
法廣：出這本書的動機是什麼？是不是和自己的經歷有關，我們都知道，你曾經遭到警方綁架，你關於自己遭遇的這段經歷也收到了這本書裡面？
華澤：這本書是我跟徐友漁老師合編的，我們都有同樣的遭遇。我有被綁架，被長期監禁的經歷，徐老師也被警察長期監控，經常被騷擾，被談話。所以，這首先是跟我們的經歷有關係的。再一個就是我們周圍有很多朋友都有相同的經歷，我們聽到的感受到的非常多。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去年有人在網上發帖子號召進行“茉莉花革命”，隨後，中國有大批的維權律師，維權人士，自由知識分子都被秘密關押，被逮捕，被刑拘。當時消息傳來，那個時候我已經在美國了，徐老師在國內。我們都非常震驚，很悲憤，覺得我們應該對這一件事情做出反應。我們經常在網上討論，後來決定出書，這是我們力所能及的。雖然我們的這種做法不能阻止他們肆意濫用公權力，但是，我們可能能夠把這些不為人知的、在黑暗中的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法廣：書的名字很獨特，為什麼要起這樣一個名字，叫“遭遇警察”，副題最早叫做“和諧社會的故事”，咋看起來，讓人覺得平淡和平和，以為是個人的命運遭際，其實不然啊？
華澤：我們一開始就定下了這個題目。對於“警察”這兩個字，後來有人提出應該叫“遭遇公安”，“遭遇國保”等等。其實，“警察”這兩個字的意義就是我們在書的前言里說的，就是現在這個國家已經是一個警察國家了。放眼國際社會，能夠稱得上警察國家的，在現代可能就只剩下納粹德國和前蘇聯。用這個詞，就預示着這是一個警察國家，用公安什麼的，這個詞就不能有國際化的視野。就無法讓別人明白。
我們在『遭遇警察』這本書里選擇的是各種各樣不同的人，有一點樣本的意思。比如有維權律師，也有普通網友，還有知識分子和天安門母親。各種各樣的人的遭遇，程度也不一樣。有的是坐牢的經歷，有的被綁架過，有的就被“喝喝茶”，有的被傳喚了幾個小時。這些不同的經歷，我們想通過它來反映，在中國社會，警察已經深入到每個公民的生活當中，每一個人都可能隨時隨地遇到警察。
法廣：你能把這本書的內容給我們概括地介紹一下，在你看來，這本書的特色是什麼，你們在選題和編輯時考慮到哪些因素？
華澤：我們編這本書時並不是想說這個警察國家它有多麼地殘忍。關於殘忍，幾十年在中共統治下，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了。這本書主要想反映警察的無處不在，他的觸角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各個細胞。文革期間，我們說這是一個專政的國家，現在說這是一個警察國家，就是說他的觸角深入到每一個細胞裡面，只要你稍微有一點讓他們覺得不滿的，你就可能會遭遇到警察。
還有一個特點，它的這種無處不在表現得不像過去那樣，就是說他代表着一種意識形態，他來就是非常威嚴地告訴你，你如何如何觸犯了法律。不是這樣的，現在很多情況下，他就直截了當地告訴你說：你不要給我談法律，我也就是靠這個吃飯。變成這樣了：有的人把它當成項目，有的人把它當成養家糊口的方式。
法廣：這本書開宗明義，就叫『遭遇警察』，現在書出來了，書的遭遇如何？能不能進入中國大陸發行？
華澤：我們出書肯定最希望能在中國大陸出版和發行。我們的目標當然就是中國的普通的讀者。可是我們這本書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而且，在這本書還沒有發行之前，就已經上了黑名單了。朋友給我們看了，就是一個入境的黑名單。它應該是發給海關的，上面並不列出書名，只說哪些出版社和那些作者是不能入境的。我和徐友漁都上了這個黑名單。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知道的。因為，剛開始想做這本書的時候，徐老師一直在國內，我非常擔心他的安全問題，當時我們曾經試圖組一些稿，可是朋友們說絕對不可以做這件事情，太危險了。那時候非常緊張。我們討論了半天，徐老師決定承擔這個風險。但是我們不希望在這本書出之前就被他們發現，就採取了非常嚴格的保密方式，從起這個念頭，去年春天到現在，差不多一年了。這一年裡面，每次警察去找徐老師，他都擔心可能會因為是這件事情。他事先叮囑我如果不能跟我聯繫了，我應該怎麼樣做等等。可是事後每次他都告訴我說，他們沒談這件事情。一直到交給出版社了，就是出版前夕，我們看到了這份黑名單，也許是從印刷廠或者其它渠道傳出去的。
法廣：這本書你和徐友漁親自編輯，現在已出版了，如果我問你，書中的故事，除了你自己的，作為編者，哪些給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哪些讓你久久難忘？
我覺得每一篇都很難忘，因為我們也是經過很多的篩選的。當然，最讓我難忘的一個是滕彪的『我無法放棄』。這是我剛剛被警察監控，進入到這個領域的時候，我就看了他的這篇文章，給我印象特別深刻。這篇文章對於我可能相當於一部教科書吧。事先我能做好可能會遭綁架的準備，這篇文章也是一個指南之一。
法廣：這本書的前言說，中國警察無處不在，那是不是部分地解釋了這本書的題目，因為警察無處不在，警察自動地就成為這本書的主要角色，換句話說，也就成為今日中國的一種恐怖的景象？因為有些日常行為，比如喝茶，見面呀，這些本來是朋友間的、熟人的交往，也和警察們發生了關係？
華澤：是的，現在中國的維穩的機制變得越來越龐大，把非常龐大的人群納入到它的這個維穩的範圍中，一開始比如說維穩的對象只是法輪功學員，是訪民，現在就可能是所有人了。比如你在網上發了一個帖子，他們認為你這個帖子敏感，他們可能就要請你喝個茶。我們說的喝茶不一定是真的喝茶，就是一種秘密地傳喚，非法地傳喚，不給你任何手續，也不出示任何證明。好些人，比如我原來的一些同事和朋友認為，因為你們關心政治，所以才會這樣。其實不一定的。比如在前納粹德國，很多人當時以為自己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工會會員，我不是什麼，他們不會來找我的。可是不一定的。可能有一天，你不知道，你是在什麼地方觸犯了什麼。你可能悄悄地說了一句話，或者在電話里發了一句牢騷，你就可能會被警察光顧的。
法廣：我們台以前報道過你的遭遇，你的故事。最後，你願意不願意簡單地告訴我們的讀者，你近來在做什麼，你綁架獲釋後的又有哪些特別的經歷？
華澤：2010年我被綁架，然後釋放之後，我主要是寫了我被綁架的經歷，叫『飄香蒙難記』。我寫了這篇文章，又受到很多騷擾，那段時間感到身心疲憊。當時還有美國的簽證，就到了美國，想休息一兩個月。可是，我出來以後，很快有人就在網上發出號召茉莉花革命的帖子，接着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被秘密關押、被失蹤、被綁架、被逮捕、被刑拘，甚至有人被起訴、被判刑。那段時間，國內朋友通消息時就說你現在可能不能回來，回來比較危險。這個時候正好哥倫比亞大學人權所邀請我做訪問學者，那麼我就把這本書當成了我的課題。所以，這一年主要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編這本書。
中國人與警察的遭遇遠遠沒有終結，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書記錄的中國公民與警察的遭遇，只是歷史真相的一個側面，遠遠不是全部”。而且，“我們知道高智晟、郭飛雄、劉曉波、艾未未等重大案例，我們無法把他們的遭遇包括進來，也沒有條件約請他們的親友提供描述他們遭遇的記錄”。 那麼，大家有理由期待花澤和她的朋友們的下一部書早日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