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一場“毒膠囊”風暴席捲中國。4月15日，央視曝出修正藥業、長春海外製藥等多個企業的13種藥用鉻超標膠囊藥物，其成分含有不可食用的工業明膠，被稱為毒膠囊。事件曝光後，修正藥業集團，長春海外製藥和通化金馬藥業集團等企業，一夜之間成為了全國關注的焦點。受牽連的上市公司通化金馬在4月23日跌停。
“毒膠囊”這場醫藥行業地震的餘波不斷擴散，5月25日，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通報了鉻超標膠囊藥品的抽檢結果，全國有254家企業上榜，佔到總抽檢企業的12.7%，包括白雲山等十餘家上市公司亦赫然在列。“毒膠囊”事件經過連日來的不斷發酵後，其負面影響現在看上去正日漸式微；這個時候，人們不禁要問：“毒膠囊”還會捲土重來嗎？我們日後還可能不覺間吞下“破皮鞋”嗎？
網上《公民》刊出北方可可的文章：“毒膠囊”還會卷土 重來嗎？文章說，在這起“毒膠囊”黑幕被揭開後，媒體上可謂評論如潮。作者覺得，以我們過往的經驗以及具體的國情來說，在這樣的事件面前，行政當然理應正當作為，但司法的獨立作為恐怕就更為重要。對於這種人命關天的藥品安全事件，在涉案企業與政府監管部門之間，前者當然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比如公安機關已經抓捕了幾十個涉案人員；然而，對於政府監管部門的相關人員該負上怎樣的刑事責任（黨紀、政紀是另一回事），司法機關能否秉公、獨立執法，這對於社會公眾來說，坦率講它或許就是一個疑問。
如此提出質疑，當然是基於過往的經驗性判斷了。事實上，每一起食品、藥品安全事件的發生，人們很少看到政府行政監管部門的相關人員最終負上他們應負的刑責，能看到的就只是黨紀、政紀這種所謂的“處理”結果，充其量也會有幾個“芝麻官”領刑了事吧，所謂“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我們看到，在這起“毒膠囊”黑幕被媒體揭開之前，記者的追蹤調查就持續了八個月之久；那麼，這些涉案企業的非法生產經營活動又持續了多久？記者的“調查發現，九家藥廠的十三個批次藥品所用膠囊重金屬鉻含量超標”，那麼，全國範圍內可能涉案的藥廠又有多少？因此問題是：非法生產經營活動持續如此之久，涉案企業如此之多，問題性質如此惡劣，在這樣的重重黑幕之下，政府的監管又在哪裡？從這個角度去看，只要監管者仍然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者“貓鼠結盟”，沆瀣一氣，毒膠囊就一定還會捲土重來！因此，依法追究政府監管人員的刑責，乃此次事件處理的重中之重。
文章說，毫無疑問，在“毒膠囊”黑幕的背後，除了政府監管人員涉嫌瀆職之外，政商勾結、權錢交易看上去幾乎就是明擺着的事情了 整個行業之內，大面積、長期、瘋狂作案，涉案企業所在的當地政府監管部門怎麼可能不知情、“未發現”？其藥監部門和質監機構又為什麼不履行職責？人們看到，這起“毒膠囊”事件被曝光後，政府相關部門一如既往，從上至下，又開始了那種慣常的“運動式”管理，比如下發文件、開展大檢查，控制涉案企業負責人……等等，“聲勢”看上去不可謂不大。然而，需要再次加以強調的是，只要司法不能獨立介入（尤其是對相關政府監管人員可能存在的瀆職、受賄行為提起公訴），而只是靠行政機關的這種“滅火式”處理，類似“毒膠囊”這樣的事情就還會繼續存在，直到下一次再爆發。這幾乎就是一個鐵論！說到底，法律形同虛設，黨紀、政紀代替法紀，以致官員違法成本過低 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吧。
事實上，立法是一回事，執法就是另一回事。在我們的司法實踐當中，法外特殊群體的存在，選擇性執法、司法不作為、司法受到外力干預等現象，就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關於“毒膠囊”事件，新華社發文指出，要對監管失職官員，按中央《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予以問責。在作者看來，提出這樣的要求實在就是一種不痛不癢的老調重彈罷了 行政問責理應如此，何必加以強調？問題的關鍵是相關監管人員的瀆職刑責（包括可能涉嫌的受賄行為）能否切實得以追究？而這些法律問題就完全是司法機關的的事情 司法機關理應獨立執法，獨立調查、起訴，直至判決，而非過往那種只是被動地等待有關部門對案件的所謂“移交”。事實上，在作者看來，對於司法機關來說，每每等待有關部門的案件“移交”本身，即是一種司法不作為的表現。換句話說，司法再也不能作為一種附庸存在，而是要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
文章說，沒錯，包括幾乎已經常態化的礦難（5月3日，黑龍江省鶴崗市一煤礦發生透水事故，目前死亡8人，仍有6人被困井下）的發生，也包括這次“毒膠囊”事件的發生在內，還包括鄭筱萸（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在內的那些高官的貪贓枉法等等，如果我們從某種角度去審視的話，這些事件的發生，其實就有着某種內在的必然性，因為它顯然就是制度性的弊端使然而非偶發事件。前些時候，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在其微博上說出這樣一段話：“我十分擔心中國的經濟會硬着陸。這種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很難找到應對措施。最有效的辦法或許是大規模的政治改革，放開言論自由，公布歷史真相，平反近三十年來的冤假錯案，這將掀起類似於鄧小平92年南巡的氣氛，再一次解放思想，中國能夠大踏步地邁向興旺發達之路。”“大規模的政治改革，放開言論自由，公布歷史真相，平反近三十年來的冤假錯案” 這或許真的算是一劑良方吧。
另外，《公民》還刊出單士兵的文章：博物館應重視民間的現實記憶 。
文章說，在今天的中國，作為公共文化生活的最重要場所，博物館功能不能只是用來收藏存放歷史遺物，展品更多還是作為進行學術研究的依託，博物館的靈魂還是應該聚焦在思想價值的發現之上。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博物館越來越成為爭論和發現的場所，越來越成為思想觀念的碰撞之所。思想發現的重要路徑，離不開民間性；價值指向的重要向度，繞不過現實性。這實際意味着，博物館今天更應該加大向民間與現實進行轉身的步伐。
曾幾何時，博物館僅以“寧靜的輝煌”，就征服無數嚮往文明的心靈。原因很簡單，文明一旦開放，就註定產生巨大力量。世界上無數極具價值的博物 館，原來就是一個封閉地，或者是權力的私家場所。比如，巴黎盧浮宮，被視為世界上第一座現代意義的博物館，曾是法國數十位國王居住過的宮廷，裡面藏品多為 王室所有。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統治之後，才開始向公眾開放；同樣，中國故宮博物院也曾是皇權所有，辛亥革命之後，皇帝最終搬出紫禁城，故 宮才不再是“民不得入”的禁地了。這本身就意味着，專制集權的領地，最終無法阻止民眾腳步的踏入。
人類走向開放與文明，從來沒有哪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大步流星，一刻不得懈怠。博物館的改革，就是文明進步的一面鏡子。這兩年，關於故宮的開放， 之所以成為一次次被聚焦的文化現象，說到底，就是故宮不能被權力與資本掌控，而應該回歸公共生活，為公眾共享。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人們對博物館開放性要 求越來越高，越來越希望博物館能成為一個思想與文明的集散地。
“博物館不能置身於社會現實問題之外，必須更多關注眼前的問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博物館協會常務理事宋向光日前這樣說。我以 為，讓博館館從歷史記憶走向現實反應，就是這個時代一次重要的文化選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進一步加大博物館的開放程度，讓博物館的展示與表達，更加 貼進民間性與現實性。而民間的現實記憶，其實就是民意最大的聚焦，就能提供最具及時意義與警世價值的思想信息。
截至目前，中國的博物館已達3415個。按照國家文物局的相關規畫，到2020年，每25萬人擁有一座博物館。民辦國博館現在有456座，只佔 博物館總量大概13%。很多民辦博物館都存在資金困難問題，有一些在苦苦掙紮。不必諱言，在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方面，這些年中國的確興建了無數大型場館，很 多也都以免費開放形式來凸顯其公益性。然而，這些富麗雄偉的地方，很多時候卻無法發揮文化傳播與藝術輻射的最大功能，有時甚至像菜市場。除了管理問題就是 因為其文化思想的呈現，價值太過主流單一，不能滿足公眾的多元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