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有文字記錄以來至今，全世界封閉社會的歷史任務是邁向開放社會，對於中國而言，其歷史任務是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網上的《公民》刊出劉業進的一篇文章：缺乏反思的民族沒有前途
文章認為，中國經歷過五四全盤性反傳統、49革命以後斬草除根式反傳統、1980年代現代化進程加速帶來的“非意圖反傳統”。不僅如此，從公元前秦 制確立以來，中國經曆數十次癲狂式的政權更迭，這種社會的演化不易於積累持久的“集體經驗”。宗教、產權、契約精神、對統治權力的憲政約束，中國人在這些 形塑開放社會的經驗上一項都不成熟。
文章說，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適應系統，對其歷史變遷進行觀察，沒有任何變量之間存在單一的因果關係。在這樣的“複雜現象”中，通往更高秩序唯一的唯一途徑是從錯誤中 汲取教訓並留存這樣的教訓以啟示後代。這一社會演化基本規律對缺乏反思的民族而言是致命的。缺乏反思，意味着文化累積的棘輪效應不那麼靈敏甚至失效。中國 人缺乏秦制的反思，今天我們依然淹沒在秦制的餘韻之中。缺乏對狂飆革命的反思，慈禧太後的制憲被所謂辛亥革命攪黃了，所謂“革命和憲政賽跑”，作為一個十分不幸的結果憲政沒有跑過革命，我們卻對辛亥革命大唱讚歌。不僅需要反思辛亥革命，更好反思秦制以來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一切狂飆式流血革 命。缺乏對五四全盤性反傳統的反思。要反思五四，就像托克維爾反思法國大革命和柏林反思啟蒙運動一樣。
中國至今沒有出現一本《舊制度與大革命》，沒有出現 《論美國的民主》，中國有遠甚於法國大革命式暴虐革命，卻沒有誕生一個托克維爾。五四運動試圖打掃一箇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出發點就錯誤。沒有整全的 歷史，不曾有過“舊世界”，也不會出現“新世界”。缺乏對1949年以來社會主義中國歷史的反思，尤其缺乏對中央計畫經濟的反思、對反右政治運動的反思、 對大饑荒的反思、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對“改革開放”以來最近歷史的反思。我們不僅不反思，甚至有意無意迴避歷史經驗教訓。中央計畫經濟的錯誤及其衍生錯 誤在於錯誤的知識觀和改造社會的社會工程師預設。
由於缺乏對中央計畫經濟的徹底反思，今天的宏觀調控不能簡單地歸於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及其在中國的傳播，而 是，今天的宏觀調控有其不為人知的深厚的中央計畫經濟遺產的影響。發改委這一機構的並未因其名稱的改變而改變其“遺傳基因”。也就是說，今天的所謂宏觀調控，與其說是凱恩斯主義盛行的結果，不如說是中國人缺乏反思的中央計畫經濟遺產的產物。因此可以預見，即使經濟學家從理論上從駁倒了凱恩斯主義政策，中國的發改委依然我行我素“宏觀調控”。在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憲政經濟學看來，為了應對短期經濟波動，政府大張旗鼓地宏觀調控完全等同於無知、狂妄和權力欲。
作者指出，由於以上一系列反思的缺位，所以違反形塑社會秩序基本經驗、基本價值觀的事情可以在我們的社會中一再反覆上演；完全錯誤的事物可以冠冕堂皇地持久存在；謊言 比真相更可信；權力比真理更受到“尊”重。越是在那些最基本的生活經驗層面，顛倒的邏輯越是不易行得通，因此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是，越是遠離基本生活經驗的 領域如教育、研究和外交事務，這些領域就算髮生系統性錯誤也不至於立即反映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在這些遠離大眾吃穿住行、吃喝拉撒的日常經驗層面的領 域我們最容易觀察到無知、反常識、癲狂、瘋狂的言行和建制化存在。主流媒體說薩達姆、卡紮菲、巴沙爾是民族英雄，中國民眾也只有認的份。中國人的實用理性 似乎也不至於為一個遠方的暴君感到不安和舉行抗議。在這個領域，國內民眾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分不清正義和邪惡，分不清義憤填膺和讚揚到底秉持何種標準、 該用在何種場合。觀察一個國家是否通往開放社會，外交是一個風向標。
文章最後說，健全的心智是那些具有反思的心智，偉大的民族是那些直面歷史毫不掩飾地反思過去的民族。如果我們不反思過去，就會一直停留在二等民族之列。
另外，《公民》還刊出木然的文章：制度性休眠。文章首先解釋什麼是制度性休眠。所謂制度性休眠，是指已經制定的憲法和法律失去功能，已經存在的制度不起作用，已經制定的明規則失去效用，已經制定的規範流於形式，而社會通行的是潛規 則，暗規規則，黑社會規則。
作者指出，制度性休眠使制度主體缺位。制度主體包括人大代表、政黨、公民等。比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具 有立法權、監督權、審議權等功能，要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就是議會化，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專業化、專職化、政治化，提高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 專業素質和政治素質，具有參政、議政的能力，這需要兩種基本知識，一種是政治學的基本知識，一個是法律學的基本知識。
如果從最近幾年發生的幾十萬起的群體性事件來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都集體失聲、集體缺位。不但如此，有些群體性事件就是官員兼人大代表破壞維權打擊維權造成的。再比如，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一制度框架下其它黨派的監督功 能萎縮。公民缺少基本的政治參與渠道，參與政治的公民甚至被視為敵對勢力的有之。
制度性休眠使權力擴張。上訪制度變成截防制度，上訪的制度邏輯被地方政府綁架，上訪的權利得不到任何制度保障，上訪的成功率變成了地方政府的黑污點。維權事件刻意變成政治事件，維權政府被動，變成政治事件後政府由被動變主動，維權事件變成了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結果使憲法和法律形同虛設。強征土地、 強制拆遷、憲法規定的財產權、人權、公民權利受到嚴重侵害，從而導致維權事件大量湧現。如果官員尊重憲法和法律，第一不會產生如此眾多的維權事件，第二即 使產生維權事件，也會通過司法程序去解決，而不會動用暴力、濫用暴力去解決，出動警察、城管、甚至動用黑社會。
作者指出，制度性休眠使地方政府黑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有睡覺的，就有醒着的，制度休眠意味着制度監控的缺失，如同馬路的紅燈綠燈壞了，致使塞車和交通擁擠，開車好 的而品質差的司機就會左衝右撞。同理，制度性休眠使官員更加為所欲為，肆無忌憚，這可以從官員的“六氣”中看得一清二楚。一是官氣，什麼都愛擺譜，當官願 意聽別人叫他某某長；二是匪氣，說話象土匪、辦事象土匪。
制度性休眠使維穩走上不歸路。因維穩而亂，由亂而強化維穩，由強化維穩而引發暴力，而強化暴力而引發社會動蕩、社會騷亂、政治崩盤。維穩最終導致了維穩的 反面，最後達到社會不可治理、不可收拾狀態。最近幾年，群體性事件增多，維權事件增多，社會報復事件、騷亂事件出現次數增多，群體性事件呈現出錯綜複雜的 局面。
制度性休眠使政治價值虛置。政治價值與政治制度密不可分，互為表裡。現代政治制度都有一整套的正義觀在規範、指導、制約着制度，離開正義觀的制度會失去執 政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制度的存在就在於為正義觀提供製度性的保護。政治價值虛置就是主導思想非主導，非主導思想受擠壓，制度本來應有的正義規範虛空。
制度性休眠使中國難以培育出具有長遠眼光的戰略政治家，多有短視的維穩官僚和政客。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日前發表評論認為：當今中國社會已失去進行長遠思維 的能力。在權貴資本主義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又過於注重眼前，既無古代帝王對子孫後代的責任，又有無貴族的超脫和超越精神。
制度性休眠使人治大行其道、使法治不彰，使憲政民主建設困難重重，是歷史的大倒退。制度性休眠的實質是被休眠，是絕對權力絕對濫用的產物。毛澤東讓人民代 表大會十多年沒開會，使政黨制度癱瘓。現在地方政府的每一個縣官、縣委書記都類似於小皇帝，他們把制度當擺設，把憲法當廢紙，把公民意志當敵對意志。如果 絕對權力不受制約，制度性休眠就會長眠不醒，社會性動蕩將會風起雲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