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開拓西單民主牆而流亡美國的詩人黃翔這麼說：“在美國，一個非裔血統的黑人當上美國的總統；而在中國大陸，一個詩人被封殺50年，這倆相比較，怎麼來說？怎麼來說！”

影片中，黃翔啼笑皆非地回顧當年往事、自嘲一輩子流亡，而作家鄭義則說他如何在美國找回了一顆正常人的心：“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經歷了89民運，經歷了那些流血、殘酷事件，我後來去廣西調查文革中人吃人的很殘忍事情，我自己都覺得我的心都變得很硬了，看見任何一個血腥的東西，自己心裡都不動。到了美國以後，看到一個是美國社會的風氣，另外最使我感動的是對待那些小動物的情感，比如經常救一些動物，這個社區里發生的一些事情。你看見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就有一種很莫名的感動。有一次散布的時候發現路上有灘血，要是在過去我不用說一灘血，就是有個死人在那裡放着，我心裡也不為所動，因為殘酷的事情經歷得太多了，但是一看到這灘血，我的心裡就哆嗦了一下，我就不能看了，我一下子就發現我的內心改變了，自己的內心變得柔軟了。過去認為柔軟是負面，我到美國以後要使自己的心柔軟，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把自己的冷漠，把自己那種所謂共產黨培養出來的堅強、戰鬥、仇恨，只有一點點都把它去掉，恢復到你原來一個真正柔軟的心，具有同情、具有愛、具有悲鳴”。

鄭義因此耿耿於懷天安門的血腥鎮壓，他與大多數流亡者一樣，雖然經歷各種政治運動，但現在最繞不過去的就是89天安門事件。

也在美國流亡的天安門學運領袖王丹卻說，其實當年學運正是因為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還不錯：“那個時候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還不錯，趙紫陽、胡耀邦執政的時候，那算比較開明的，因為比較開明才比較有討論空間嘛，所以大學裡辦各種講座、沙龍就比較多，媒體方面其實也比較活躍。想法也是覺得經濟改革已經搞了十幾年，出現官倒現象，今天不叫官倒了，叫腐敗。當初是官倒，大家其實很直接就想到這是制度問題、權力制衡的問題。怎麼能因為老爹當官你就可以賺很多錢。其實那個時候黨內領導人也願意作這方面的考慮, 十三大當時也提出來要搞政治改革、要社會協商, 我們也受到這個鼓舞, 所以整個大環境就是比較敢自由討論, 討論的重點比較在政治改革, 我們生長在校園自然會受到影響。胡耀邦去世比較突然, 大家對胡耀邦還是比較有感情的, 那胡耀邦下台得很冤, 是因為保護學生運動下台的。我覺得他這件事是比較直接地去挑起了89學運。”

《亡命》中有不少難得一見的鏡頭，例如70年代的西單民主牆、80年代學運等，有一個89年學生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演講，即使經過23年，現在聽來依然痛感：“耀邦同志與世長辭了，他是一個清官，他不但沒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沒有因為他當總書記而攀上什麼高位”。

愛國的學生被殺、愛錢的權貴當道，而翰光對法廣記者說了他眼裡的愛國流亡者：“我覺得這些人活得很認真、很有骨氣。很多流亡作家他們活得不寬裕，比較窘迫吧，我看房子也不太大，但是他們都有很深的思想追求，在國外他們的作品也很難賣得出去，但是他們苦苦地在家寫，我覺得這是一個精神，他們的追求就是要說真話，記錄一個真實的歷史事實。這些人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要有追求，不是追求他個人名利，而是追求中國整個民族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