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輪國情教育最大的失敗，同時也是最危險的跡象，或許是試圖將庸俗化的國家主義思潮強行嫁接到香港。任何國家都不否認國情教育和公民認同的合理性，但必須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把握平衡。在手冊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聲稱力行仁政的利維坦，卻沒有看到個人是如何參與到國家運作之中的，並和它真正休戚與共。
以反對“國民教育”為訴求的抗議運動激蕩全港，最終以特首梁振英出面表態撤銷國民教育死限而暫時告一段落。儘管部分抗議者對港府未來可能採取的強推手段仍然保持高度警惕，認為“魔鬼在細節”，但在群眾運動壓力之下，內地體制對香港的思想滲透已經成為一個被嚴密關注的話題，並將在相當長時期內成為輿論矚目的焦點。
在這場抗議運動中，一本《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成為眾矢之的。然而，並非所有抗議者都認真讀過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當其中一頁“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與“政黨惡鬥，人民當災”在網絡上廣泛流傳，並成為“洗腦教育”的縮影時，已經激發起足夠多的社會反感情緒，引爆各種諷刺、嘲笑與痛罵。而其他木板的長度，相對於這塊短板而言，似乎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正因如此，國民教育的支持者也有理由反駁稱，沒有完整看過教學手冊的反對者，沒有資格批評國民教育。同樣，香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總監黃志明撰文辯護時也稱，十多位採訪他的記者中，只有兩位讀過整本手冊，這種“以偏蓋全”的態度令他非常失望。
那麼，這本《中國模式 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全貌究竟是什麼樣子？
來自網絡的電子文檔顯示，這的確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全文34頁，除去結尾的“教與學建議”和“參考書目”，主體內容共28頁，共分為“前言”、“中國模式的源起”、“中國模式的內涵”、“反思中國模式”四大部分。
在前言部分中，手冊開宗明義地將所謂“中國模式”歸納為九個方面，即：1、不進行全面的企業私有化；2、不進行快速的金融業私有化；3、不進行自由國際貿易；4、不聽從西方國家建議，走自己的發展道路；5、有創新的強烈意識；6、把提升生活素質當做與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目標；7、堅持創新和從事試驗性改革；8、把可持續發展和平等權益當作和人均GDP同樣重要的指標；9、保護本國的金融體系完整。
富有意味的是，前言短短300多字的正文中，對“中國模式”的反思和提醒卻佔據超過一半的篇幅，並在結尾處提出“我們要兼聽善惡，不可偏執一面”，這種低姿態和“反國教”的激烈態度形成鮮明反差，也是黃志明總監對“未知先審、未審先判”表示強烈不滿的原因。
在簡要介紹“中國模式的源起”及“華盛頓共識”、“布達佩斯俱樂部”之後，“中國模式的內涵”部分卻將姿態逐漸升高。“內涵”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個方面，而最受非議的“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就羅列在政治方面之中，與之相併列的，還有“民本思想”、“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以表現和考核為本的官員遴選機制”、“政府分工制衡和糾正錯誤的機制”、“着重和而不同、互惠合作的外交方針”等等。
涉及到中國共產黨的一節，無疑最受關注。具體而言，手冊歸納出四大成就，即“確保施政穩定、能有效推動長期政策，延續性強”、“確保國土完整，以及行政、立法和軍事上的統一”、“提升國內各族各地人民以及海外華人的向心力”、“保留了中華民族的傳統，防止政府成為某一宗教、種族、利益集團的工具”。
正如黃志明總監承認的，作為標題，“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確有不足之處，全書各節標題絕大部分是陳述句式，沒有褒貶意味，但涉及到中共一節，標題有明顯的價值傾向，令人懷疑有歌功頌德企圖。而這一節下屬的延伸閱讀部分以“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為題，更是引入了街頭小報的噱頭手法，和整個手冊的基調並不完全吻合。
然而，除去明顯意識形態化的“執政集團”一節，其他如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中“三者有機統一，四大民主框架”、“人民民主專政制度規定，工人階級是中國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中國國家政權的階級基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堅持中共領導”等等內容，與大陸通行的思想政治課高度一致，為陳舊的意識形態措辭背書。這已經不僅僅是編纂技術問題。
在香港本地“普選”呼聲高漲的時日，這份手冊中“以表現和考核為本的官員遴選機制”並未能向港人提供足夠有說服力的論據，僅僅強調“確保政府體制穩定......保障社會平等和流動性......令政府得以更有效了解民意......需要向民眾負責，有助提升施政水平”。這種泛泛而談，顯然無法解決港人的制度焦慮。
黃志明總監在辯護文章中稱，手冊中已經提到，所謂“民本思想”、“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以表現和考核為本的官員遴選機制”、“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都是社會科學所言的理想形態（ideal type）。他更進一步稱，這是引述北京學者觀點，不是歌頌中國現狀。但是，上述措辭在手冊中恰恰是為隨後“政府分工制衡和糾正錯誤的機制”一節鋪路，稱這些機制可以防止理念變質或流於空泛。換句話說，這些方面相互配合，是將“中國模式”作為現實而不是理想來論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政府分工制衡和糾正錯誤的機制”一節中，手冊提及的是大陸人民亦感極為陌生的“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之間......亦有互相監督制衡的成分”，而“紀檢監察機制”和“官員任期”等制度，在大陸已被證明並不足以防止腐敗滋生，同時又對媒體監督、廉政公署等有效機制閉口不提。以此來說服政治更加清廉的香港，難度可想而知。
在經濟方面，“中國模式”被歸納為“國有、民營兼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流動量大而自由的勞動市場”、“商品和資本市場”三方面。其中特彆強調國家控股的金融、大型企業和事業機構，尤其是中國公司在世界500強中的地位上升，及銀行和電信公司排名躥升，但也提到地方政府強征土地的弊病。
在社會方面，手冊介紹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結構”、“中國式的社會網絡”、“家庭倫理觀滲透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三個主題。在文化方面，則有“中國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文化保育”、“軟實力”和“文化交流”等內容。
相對於洋洋灑灑22頁的“中國模式內涵”，對這一模式的“反思”部分僅有兩頁，這和前言的低姿態形成了鮮明對照。在反思部分中，主要涉及到“成本”、“與普世價值關係”和“模式輸出”三個問題。相比圍繞內涵的條分縷析的介紹，“成本”語焉不詳地提及“對言論自由有所限制”、“對當代歷史中某些事件諱莫如深”等。雖然手冊補充了“綠壩軟件”、“我爸是李剛”、“毒奶粉事件”、“動車追撞事故”等案例，但總體而言，反思部分蒼白無力，缺乏深入探討，不足以作為對“中國模式”高調鼓吹的制衡。
自2011年以來興起的“學民思潮”和“反國教運動”無疑是時代的產物，但作為導火索，這份34頁的小冊子自有其失策之處。
首先，手冊對大陸學界圍繞“中國模式”的爭論缺乏足夠了解，事實上，相當部分的大陸研究者都對這一概念持保留態度，尤其近一兩年以來，隨着政經各方面問題的暴露，所謂“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相關討論已經逐漸有偃旗息鼓之勢。而香港的國教推動者卻在此時試圖用一個晦暗不明的概念切入，使之成為國情教育的圖騰，這種手法，使得國情教育無論在內地還是香港都註定無法收穫擁護。
其次，從這場抗議運動中不難發現，在互動日益深化背景下，今日內地與香港的知識界和輿論界中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互反饋態勢。因此，香港的國民教育在立足本地的同時，必須借鑒內地社會的整體發展動向。然而遺憾的是，這份手冊一方面完全說不上為香港人量身定製，通篇是港人極為陌生的政治語言，另一方面對大陸近年來的發展也缺乏足夠敏感度。其中所引例證，如三峽成敗、公務員考試、國有企業角色等等，在大陸均屬於極有爭議話題，並不適宜作為正面案例。
再次，這一輪國情教育最大的失敗，同時也是最危險的跡象，或許是試圖將庸俗化的國家主義思潮強行嫁接到香港，引發強烈反彈也在意料之中。事實上，任何國家都不否認國情教育和公民認同的合理性，但必須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把握平衡。正如一些抗議者批評的，國情教育中忽視了“人”的位置。在手冊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聲稱力行仁政的利維坦，卻沒有看到個人是如何參與到國家運作之中的，並和它真正休戚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