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莫言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有關消息迅即成為網絡、媒體的熱點話題。而莫言的作品亦迅速走紅。據國內記者調查發現，近期莫言的作品在各大網絡書城遭到熱捧，甚至被一搶而空。
不過，海外的博訊轉載多為的一篇文章：諾貝爾文學獎能給莫言利潤，卻難救中國文壇。
文章說，莫言還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央視卻因該獎項再度名揚海內外。據報道，2012年央視首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採訪權。由於全球獲准採訪的只有三家電視台，因此這一消息的公布進一步透露出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預期。
如果，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在塵埃落定那一刻宣布的名字是中國作家莫言，喜形於色的不僅是在歐洲各大博彩公司押注莫言的彩民，也不單單是莫言自己，對於中國文壇以及每一個中國人而言都是無上的光榮。
在中國的文壇史上，莫言將因此留下輝煌的一筆。其個人財富也將憑着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更上一層樓。據悉，自莫言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出後，其作品已在各大購書網站脫銷，出版商正夜以繼日地包轉新一輪文集。而對於央視來說，它將因為擁有諾貝爾文學獎的採訪權而獲得大量的廣告收入。從剛剛結束的內地熱播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當下，電視台的商業運作技巧常常超出對欄目製作的功底。
然而，正如熱播的《中國好聲音》對中國樂壇的貢獻是有限的一樣，莫言即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文壇的改變也將是微乎其微。文章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人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已經沒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種狂熱。一切以經濟建設為重任的指導思想，令人們開始過度地注重物質生活享受，而不再關注精神層面上的追求。而80後和90後的一代，更是在西方快餐文化的衝擊下長大的一代。他們對傳統中國文化的熱愛微乎其微，對於漫畫和卡通則情有獨鍾，其文學素養以及運用文字的功底自然稍遜一籌。
因此，活躍在當今文壇上的作家，絕大多數都是從上世界八九十年代就已開始嶄露頭角的人。莫言、梁曉聲、遲子建、芳芳、池莉、石鐘山、霍達無一例外。他們在各自的文學作品中所展現的人文精神、文化積澱、以及藝術技巧是80後、90後這一點年輕人難以企及的。
儘管80後作家韓寒曾一度讓人看到了新一代年輕文人的才華橫溢，但是其作品中畢竟缺少積澱，只是被少數公眾認可的小眾文學。與莫言、梁曉聲、遲子建等人的早期作品不能同日而語。
文章說，我們能在莫言《透明的紅蘿卜》、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遲子建《這世上所有的夜晚》里看到文學作品所追求的意境、人文情懷以及藝術技巧;在韓寒的《三重門》里只能看到刻意的修飾和堆砌。這與個人的文化修養，文學天賦固然有關，但與其是發自內心的熱愛文學，還是為了功力的目的在追求文學也有着至關重要的關係。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寫書者”。王國文在《人間詞話》中評李後主之詞 真所謂以血寫書者。能拯救中國文壇的不是諾貝爾文學獎，而是當前的中國能夠培養出多少個真正熱愛文學，能夠“以血寫書者”。
另外，博訊還刊出學者秦耕在2010年寫的文章：從莫言那顆“已被醬油腌透的心”說起
一位作家因言獲罪11年，遠隔萬里的異國作家聞訊後冒着嚴寒，到獲罪作家祖國駐該國大使館提交抗議信，而在獲罪作家的祖國，他的本國同胞、甚至與獲罪作家住在同一城市的另一位作家，在被他人問到有何看法時，則聲稱“不太了解情況，不想談。家裡有客人，正在和他們說話。”這位異國作家就是捷克劇作家、前總統哈維爾先生，這位本國作家就是中國知名小說家莫言先生。
同為作家，差異為何如此之大？他人因言獲罪，遠在萬里之遙的作家感同身受，從他人自由的喪失中，感到了自己權利面臨的同樣威脅，而近在咫尺的另一位作家，則無動於衷麻木不仁，看不出他人自由的喪失與自己有何關聯。這種境界之間、見識之間的差距，簡直判若天壤。
文章說，莫言先生是我非常喜愛的小說家之一，他也是中國唯一擅長超級現實主義寫作手法的作家，他在上世紀80年代創作的多篇作品，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閱讀記憶。如在著名的《紅高粱》中，他用長篇文字描寫子彈射入“我爺爺”腦袋的瞬間，閃着金光的子彈如何飛行、接近，如何哧的一聲先燙焦幾根頭髮，再如何鑽進腦門，再如何撐得腦門像瓦罐一樣裂縫、縫隙如何擴展、破裂……幾十年後好萊塢電影《通緝令》才可以用現代電影特技再現同樣情景；在另一篇小說《球狀閃電》中，天才的作家用超過1000字來描寫父親耳光打在兒子臉上的瞬間，兒子如何感受父親手掌中每一條掌紋的細微差異、如何從中感受到來自遙遠故鄉泥土的不同土壤質地和成分所混合的濃鬱氣息……此種放大細節的超級寫實主義手法，至今仍無人企及；記得他在《透明的紅蘿卜》中描寫一個飽受虐待與欺凌的兒童時，為了用周圍人群的冷漠凸現孩子的絕望處境，作家如有神助地寫出一句“那些植物一樣的人類”，當時閱讀至此，我不禁擊案讚歎：僅此一句，已經超過魯迅在刻畫那些伸長脖子的冷漠看客時，所使用的“他們像被一隻無形的手向上提起的鴨子一樣”的經典手法……彼時對生活感受能力如此細膩深刻的天才作家，此時為何如此麻木或明哲保身，面對另一位作家遭受迫害的孤獨處境，竟變得和自己曾經描寫過的“那些植物一樣的人類”相同？
30多年前，當我還是十幾歲的少年時，雖然面對強大的傳統保守勢力的四面圍困，但我對未來滿懷信心。相信隨着時間的流逝，只要30年，經歷三代人的新舊更迭，中國社會一定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文化教育、尤其未接受民主啟蒙、基本受傳統習慣行為主導的30歲以上的人，到那時最年輕的也超過60歲，已陸續退出歷史舞台，他們頭腦中那些視奴役為當然、將自己當臣民、對專制聽之任之的觀念，也將一同被掃出歷史；而剛出生的、或已經在接受教育的孩子們，到那時最年輕的也已30歲了，他們全部是有文化、有知識的一代，是人的意識全面覺醒的一代，已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決不會容忍把人不當人的專制體制的繼續存在，也決不會接受專制對自己的奴役。現在已經過去了30年，三代人的新舊更替業已完成，中國社會非但未發生我所期盼的根本變化，連我當年相信變化的信心也徹底破產了。作家莫言對現實的麻木不仁，只是促使我反思的最新的例子之一。
傳統習俗就是這樣代代延續的，中國人習慣於被奴役的群體文化心理也是這樣代代延續、難以破除的。作家莫言身上原有的敏感和熱情被冷漠和麻木所替代，正是傳統勢力如何吞噬生命的一個活的標本。
莫言的麻木可以成為促使我進行上述反思的標本，但我的上述反思決不能成為莫言可以為自己開脫、辯解的理由。因為作家的工作，是在為人們提供精神層面、觀念層面的產品，在新舊的嬗變與傳承中，負有除舊布新、破舊立新，傳播新的希望的特殊使命。只有像哈維爾那樣永遠保持一顆熱情、敏感的心靈，具有博大的人道主義情懷，才可能用自己的文字產品愉悅人們的精神，引領、甚至拓展人們精神生活的層次和方向，從而對抗習慣和傳統對人的侵蝕。如果像莫言那樣甘心被習慣的力量吞噬，心靈銹跡斑斑，喪失了感受善與惡、美與醜的能力，不敢承擔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失去生命本來的熱情和敏感，龜縮在一個自以為安全的角落，還自我感覺良好，那簡直是對作家職業的玷污。
在莫言先生90年代出版的長篇小說《紅樹林》中，他借書中人物，腐敗的女市長兒子，一個徹底墮落、瘋狂斂財、花天酒地的官宦子弟之口說：“今天某某某執政，是咱們的天下，有一天某某某不執政了，還是咱們的天下。”由此可見莫言先生其實是一個明白人，對自己身處的殘酷現實有清醒的認識。如此說來，莫言先生的麻木與冷漠只是一種偽裝，不過是用來掩蓋自己在罪惡面前的怯懦與苟且。
無獨有偶，被傳統吞噬而喪失心靈力量的不止莫言一人。一位叫王一川的文學教授對作家因言獲罪事件也表示“不了解，不想發表看法。”以教授和作家為代表的知識群體如此冷漠、麻木和怯懦，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無法洗刷的羞恥。當社會成員中的多數人能夠忍受專制的奴役，或不肯公開站出來表示反對時，專制的繼續存在就是一種必然。不是專制選擇了被奴役者，而是被奴役者選擇了專制。但是，如果社會成員中的知識群體在這時能夠像哈維爾那樣站出來說話，則被奴役的人們就不至於完全絕望。
莫言用小說表達對他家鄉山東高密那片土地上的英雄人物的崇敬後，曾經在小說的結尾用新鮮熱辣、半是豪邁、半是調侃的語言說：我雙手捧出我那顆被醬油腌透的心，一切兩瓣兒，放在你的墳前。誰料20餘年，一語成讖，他把自己的心真的鹵成了一盤涼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