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谷事件以來，中國國內從官方到學者乃至普通民眾均開始反思“重慶模式”及“唱紅打黑”。早在薄案之前，中國學術界已經對此有很多爭論。可以說這也是中國自49年以來，第一次出現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左”“右”，“極左”“極右”）大範圍，公開並且異常活躍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見解。儘管左右言論均受到壓制，但是多數知識分子還是利用網絡平台，儘可能發表自己的言論和觀點。這些人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無論學者還是商人，他們對事物的思辨和質疑，分歧和爭論，衝破了“思想統一”的藩籬，為中國爭來難得的言論空間。在今天專題節目時間我為各位介紹榮劍的文章“奔向重慶的學者們”。
榮劍1957年出生，是一名知識分子兼商人。他的商人身份並沒有妨礙他的社會批判精神以及對中國未來的思考。近來他寫過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中國還將跌到在哪裡”“為了避免恐懼的自由”“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狀況”等。在今天的《關注中國》專題節目時間，首先摘錄榮劍的文章“奔向重慶的學者們”
重慶模式提前拉上帷幕
文章指出：“重慶模式”看來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紅”和“打黑”這兩幕大劇的導演與主要演員，再也無法繼續扮演他們原來的那個角色，在他們還來不及謝幕即被匆匆帶離重慶這個舞台時，自始就在圍觀重慶一系列戲劇性事件的各方觀眾，也來不及發出歡呼或惋惜聲，幾乎都在一片驚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國近三十年來最具觀賞性的政治變局和結局。其中的高潮，當然莫過於那些似乎只存在於編劇想象中的諸多要素都堆積到了一起，權力，金錢，忠臣， 變節，陰謀，謀殺，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謠言，各種足以吊起觀眾胃口的戲劇要素可謂應有盡有，但更深層次的 反思和理論探討，還遠未從人們泛濫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慶”為題，系列反思重慶若乾重大事件，是試圖回到學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預設前 提，以客觀理性的立場，深入探討“重慶模式”的相關問題。事實上，自有“重慶模式”以來，學者從未缺場，一個省級的地方政府能夠引起如此之多的學者關注， 促使他們蜂擁奔向重慶，爭先恐後地為重慶說話，也算是構成打造重慶光環的一道人文風景。在已經出版的以重慶為主題的各類讀物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創新和發現 已經不少，正在進行着的課題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幾個關鍵人物的出局徹底打亂了原有部署，可以預計，會有更多的學者出現在重慶的各種場面中。
“新左”的出現
主動去重慶的學者，身份各異，立場鮮明，以“左”歸 類，大致恰當。在中國當下已陷於嚴重社會分裂的情況下，左右之爭從意識形態層面下降到現實層面，是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幾個“左王”掌控執政黨意識形態大權，改革派受其牽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傾教條和陳規的束縛；但黨內左派缺乏社會基礎，缺乏民意支持，在學界更沒有 正當性，勇於自稱左派者立馬就成眾矢之的。“八九風波”之後，學界公開跳出來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學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現在時過境遷了，黨內左右路線之爭淡化，所謂“改革派”和 “保守派”都退出歷史舞台，鄧所倡導的“不爭論”和不問“姓資姓社”的主張，將理論和經濟切割成兩個互不相關的領域。在經濟領域，既非左派主導，也不是新 自由主義唱獨角戲，而是不問理論是非的實用主義居支配地位。在理論領域，左的思想資源學理化，經過新左詮釋，成為世界左翼譜系中的一脈，以學術合法性贏得 其在中國的正當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識形態而是以學術形態重新在中國粉墨登場，是中國思想進程中的一個進步。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以來，新左 派在中國學界漸成風氣，起初羞羞答答，後來蔚為大觀，徹底改變了中國理論生態，使之形成左右涇渭分明的思想陣營。新左派思想領袖汪暉，最初可能忌於左派原 有不好的名聲，並不願意戴上“新左派”這頂帽子，而是主張以“批判知識分子”的身份出場。隨着新左派話語逐步進入公共領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論觀點和政治立 場的學者，自願彙聚在新左派的旗幟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資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會公正為優先目標的理論方案。他們傾向於以經濟民主的方式來確立中 國勞動者的主體地位，抨擊資本和權貴的結合，批判執政黨腐敗和社會不公現象，要求重新認識毛的思想遺產和制度遺產，進而對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 解。縱觀新左派的理論主張，它們是在學術的面具下，體現着比它的理論對手 新自由主義 更激進的政治立場：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來訴諸民意和民粹， 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則來確保經濟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參與為前提來改造黨國的決策體制和領導體制。很顯然，這些理論主張由於涉及現有改革的合法性問 題，涉及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問題，執政黨並未給予積極的回應。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一樣，都沒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執政黨中樞，都是書生議政，清談而已。
重慶執政者重視話語權
重慶的執政者，顯然是一個高度重視話語力量的人，他對理論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為所謂重慶新政找到最好的說法。起初，有關重慶的一系列做法，是重慶自己的人在做理論總結，主要理論代言人是重慶市委黨校的蘇偉教授。他寫的題為“薄熙來新 政、重慶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報告，對重慶新政和重慶模式進行了系統闡述，高度評價重慶的民生經濟、“唱紅”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來對重慶的 要求：“成後來居上之事，須非同尋常之舉”。為了論證這些“非同尋常之舉”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進而賦予其在未來中國的普遍意義，找理論找說法就顯得尤為重 要。由重慶人為重慶說話，難避王婆賣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資源，找外地學者特別是著名學者為重慶營造聲勢，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於是，重慶大門大 開，廣納眾才，群賢畢至，學者紛至沓來，其中或有三顧茅廬重金禮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動投靠者，或有尋求理論創新學術突破者，方式不一，動機各異，但立場 大體一致，均來自於左的陣營。其中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認為有必要曬一曬他們的相關言論，看看他們究竟說了些什麼，以正視聽。
曬一曬奔向重慶的學者們
崔之元李希光
清華大學教授 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領軍人物，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當過教授，以一篇重新論述“鞍鋼憲法”的文章聲名鵲起，對中國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認可，認 為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點將不再是對保守派的簡單否定，而是着重在擴大制度創新的想像力空間，尋求各種制度創新的機會。他所謂的“制度創新”，主要是對 毛時代的制度遺產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論依據則是美國“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批判法學”那一套說法。這個整天掉洋書袋的學者，幾乎 沒有什麼中國歷史意識，但這並不妨礙他為中國開出一系列藥方，尤其是為重慶模式作出一系列論證。他對重慶模式合法性的論證，主要來自於喬治、米德和葛蘭西 所給予的三個理論視角，除此之外，他還會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們在某個地方說的一些話來為重慶背書。這是一件讓我極度困惑的事情，難道重慶模式的合法 性只能來自於洋人的說辭？通過洋人的邏輯和方法，崔之元證明：“如果說深圳和上海分別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徵的話，重慶則展示了21世紀 頭十年中國的發展勢頭”。
崔之元的清華同仁李希光教授，是傳媒領域的專家，曾在華盛頓郵報做過五年訪問記者，回國後因強烈批評美國媒體妖魔化 中國而名聲大噪，他與人合寫的題目為《重慶夢與中國模式》一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該文據說得到重慶最高領導的高度重視， 其中有些說法可謂前所未有。它的一個核心說法是：“20世紀後半葉，美國創造了一個夢想之地。今天，中國模式及重慶實踐將繼美國之後成為另一個夢想之 地”。在李教授看來，重慶的意義在於它具有某種普世價值，“‘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及‘重慶實踐’，將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經濟發展的國家帶來 實在的政策影響。未來關於政治經濟的學術討論中會加上新的一章 重慶案例能夠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場，並同時為消除它們的極端情況提供很好的借鑒”。為了 讓人們對此有更廣泛的認同，李希光還寫了一個名為“重慶故事”的通俗版，認為“重慶故事”清晰地表達了中國未來發展的理念和奮鬥目標，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 和國家未來的信心，建立了一個道德高地，在這位教授看來，“重慶故事不僅是每一個重慶人的夢想，也是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夢想。重慶故事是一個能夠打破話語障 礙、激發共同興趣的話題，因此理論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要勇於參與觀念的競爭和故事的競爭，要講好重慶故事”。
王紹光
王紹光教授也是一個著名教授，在 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長江講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鋼合作共同撰寫《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影響深遠，是一個公開主張國家主 義的學者。在為重慶撰寫的文章中，王紹光的修辭能力比李希光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3.0版”這個概念，一時顯得高屋建瓴，出語不凡。在 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是1.0版，謂之“匱乏階段”；改革以來三十年，中國發展出社會主義2.0版，謂之“溫飽階段”；現在的重慶模式，則 代表着中國社會主義的3.0版，進入“小康階段”。為了證明這個說法的合理性，王紹光盡顯其學術能力，引經據典，圖文並茂，注釋近百，看似無可辯駁。今年 3月15日，在重慶書記已經被免職的情況下，由王紹光教授主持，邀請北京大學教授潘維在重慶大學舉行報告會，演講“當代中國的‘體制’問題”。潘維一如既 往，批判普世價值，宣揚“中國模式”的制度優勢，認為它代表着一種“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溫鐵軍
以“三農問題”研究而知名的溫鐵軍教授， 對重慶模式也極其關注，他的總結也有別開生面的地方，把重慶的幾項經驗概括的簡易明白，朗朗上口，“什麼集中力量干大事”，“兩大資本的擴張是重要突 破”，“三項運動推動四個轉型”，“落實五大目標”，等等。最後對重慶經驗的總結是：“重慶經驗的意義在於：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發展主義的巢臼，因為它 從親資本體系轉向了親民生體系。第二，它把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土地制度創新性地結合起來。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第四，增長理念轉變，重慶 發展從排斥性增長轉變成了包容性增長。第五，重慶的探索從一般的所謂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升級到了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重慶現有的五大目標正是向生態 文明轉型”。按這些說法，重慶實踐意義重大，關係中國未來。
張維為 楊魯軍
《中國震撼》一書作者張維為教授，據說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對世界各種體制多有研 究和比較，在《重慶歸來話重慶》一文中，驚喜於在重慶已經找到了中國模式一個最典型的樣板，斷言“重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從硬件和軟件兩方面 來總結重慶的巨大變化，在他的眼裡，重慶的市政建設、高樓大廈、村級政府設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設，已不輸於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而居民的居住條件已好於 香港和日本，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經得起國際比較。從“軟件”上看，他從幾個街上出租車司機的話里，就認定重慶老百姓人心順，心滿意足，對重慶這些年的變 化很自豪，對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評價很高。
在眾多參與總結重慶經驗的學者中，那個半調子的經濟學家楊魯軍，則以詩人的激情盡情歌頌薄熙來的“千 日新政”，他借用電影《日照重慶》為名，寫了一篇上萬字的長文《日照重慶 薄熙來與重慶模式》，從十二個方面概括重慶經驗，認為薄到重慶執政，是“中央 英明和意義深遠的決定”，稱頌薄“以超乎尋常的勇氣、智慧，和共產黨人無私無畏敢於屹立於時代浪尖的大開大合英勇機敏的執政自覺，上演了一出出波瀾壯闊、 深得黨心民心的精彩活劇。”這些阿諛之詞，無異於譜寫了新一曲的“東方紅”。就是這麼一個“學者”，和社會學家鄧偉志、某基金會理事長鬍錦星等，於 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發起“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不僅邀請崔之元等重慶官員宣講重慶各項經驗，而且也廣為邀請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時代的大 紅人戚本禹、朱永嘉和烏有之鄉的張宏良。張宏良在這個高層研討會上發表了主題為《重慶模式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歷史能力》的講話，在這位 毛左領袖看來，“薄熙來的‘千日維新’不過是剛剛拉開唱紅打黑這第一幕，波瀾壯闊的民生大戲還沒有完全展開，重慶老百姓就歡呼‘社會主義又回來了’，如果 重慶的維新運動能夠全部展開，並且能夠在全國展開，‘社會主義又回來了’的歡呼自然會響徹整個神州大地，中國社會主義自然能夠回歸自己的階級性質和政治基 礎”。張宏良的這個言論看來並非一廂情願，從這個會議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經攜手聯合，重慶模式是他們聯合的基礎。
“奔向重慶”的原因
如此之多的學者，爭先恐後地奔向中國西南一隅，如過江之鯽，絡繹不 絕，喧嘩之聲不絕於耳，在盡顯沉悶拘謹的中國政治氛圍中，無疑是一道極其亮麗的政治人文景觀。原因何在？
衝某人去的
這是奔着這個人去的。這個人如果 不是政治局委員，沒有顯赫的紅色背景，不具問鼎高位的潛力，何至於有這麼多身份各異的人前去捧場投帖？他去重慶執政，原被人們普遍認為是“發配”，在遠離 政治中心的邊緣之地終老一生，隨着他雷霆般的執政行為呼嘯而來時，人們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變了中央和地方的傳統格局，大有挾“諸侯”以 令“天子”的架勢，當六個常委先後前去為他站台之後，人們都在議論，剩下的三個會在何時動身。大概正是這種態勢擺在那裡，加之其個人的超凡魅力，讓許多人 從最初的觀望中迅速決定下注，為重慶留下投名狀。在此環境下，學者豈有例外？
價值觀一致
有共同信仰，可謂志同道合。重慶打出紅色大旗，標榜意識形態正統，整合左派思想資源，呼應民粹，在中國漸已形成的社會利益衝突和階層衝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眾。學者的作用 在於，為這種價值觀的正當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學術支持，同時也是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利益驅動
資源整合創造了巨大動力，使得合作雙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補。重慶地方財政難說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學術，支持學者來渝講學做課題搞調查，還是輕而易舉的。坊間傳說幾個大牌學者獲得豐厚資助，無 法證實，應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國社會科學院這樣的機構，和重慶戰略合作，進行學術資源和地方資源交流與結合，是中國學術生產體制的內在邏輯，已經司空 見慣，不足為奇。
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學者奔赴重慶，為重慶說話，於理於法於情，都無可置疑。和執政黨的一個政治局委員有相同的政治見解，何錯之有？堅持執政黨一貫的意識形態，怎能不對？提供了學術服務獲得地方財政支持，豈有不當？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我提出如下三個看法。
1、學者和權力的關係問題
這是一個不太能說清楚的問題。中國傳統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國天下為抱負，提倡經世致用，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當然，這 是一種理性人格，現實中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當下，士風日下，學林腐朽，附炎趨勢者大行其道，賣身投靠者更是比 比皆是，學者操守和氣節幾乎喪失殆盡。新左派的一批學者，原來是極其主張“批判知識分子”立場的，對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現象多有批評，在理論研究中大致還保 留着某種獨立性和客觀性。但是，這一回卻集體奔向重慶，如果僅是因為發現了可以實現的理想之境，那倒還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衝著利益和機會而去，那就另 當別論了。左派雲集重慶，完全和重慶唱一個調，肆意拔高重慶經驗，無視重慶治理中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絕非一種正常現象，也絕對不符合學者的基本操守，其 中的經驗教訓，值得反思和總結。
2、左右之爭已從理論思想層面進入到了現實層面
左派學者按自己的立場和價值觀為重慶模式說話，不置一個微 詞，是其正當權利。屁股決定腦袋，從來都是如此。問題是，學術文章和宣傳品總是要有所區別吧，這個區別並不在於文章引用了多少個洋人的話，做了多少個圖 表，尾頁有多少個注釋，而是在於能否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王紹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數據和圖表，看似學術性很強，其實都沒有擺脫奉命之作應景之作 的嫌疑。把他們的文章和蘇偉的文章作對比，即可發現，他們所提供的學術論證流程不過是對蘇偉文章的一次改寫，基本的調子是蘇偉已經定好了的，他們的創新之 處無非是增添了幾個時髦說法，比如“重慶夢”和“社會主義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離開學術領域，進入現實領域，它即恢復其意識形態本質，毫 無科學求實精神，以價值判斷開路，主題先行，最後必定墮入權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現在那些已經全身投入“重慶敘事”的學者，就面臨著一種尷尬境地：以前說出 去的那些大話，是繼續說呢還是收回來？他們的獨立人格和操守在這個時候如何表現，人們正拭目以待。
3、只說好話不說壞話沒有是非觀
重慶模式自實行以來，即在中國引起巨大 爭議，其中“打黑”所暴露出來的諸多違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觸目驚心，對此不管出自何種立場，均應有所反應和判斷。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開出來 為重慶“打黑”辯護之外，大多數左派學者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都緘默不語，這和他們在重慶民生經濟上高談闊論相比，形成鮮明反差。是明知道重慶方面做得不 當為尊者違？還是故意以沉默表達對重慶的無言支持？按照他們的知識背景，我認為他們並不難發現重慶“打黑”的諸多破綻，之所以採取迴避態度，完全是出於黨 同伐異立場，毫無公正可言，背離社會正義。重慶模式難以持續下去，從開始起就已顯端倪，其領導者和主要執行者的所作所為，一直就被廣泛質疑，公道人心，顯 然易見，為何那些充滿睿智的學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來一直流行着這樣的說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後，人們才能發現誰在裸泳。現在，重慶掀起的這股大潮已經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灘上那些還光着屁股的學者，是不是該抓緊穿上你們的褲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