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10月2日就中國農民工出現短缺的問題發表專文指出，其主要原因在當局的政策，而非人口的因素。北京“政府必須停止對農民工的歧視”，如此中國農民工的處境才能獲得本質上的改善。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省思。
文章首先寫道，從1990年到2011年，中國的農民工大軍從2,500萬增長到了的1.58億。文章接着指出，他們是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這種從田間到工廠的遷移擴大了勞動力規模，提高了生產力，並且迅速地提升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
文章也引述了路透社9月25日的報道，指出不久前在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廠發生了一場工人騷亂，為防止工人與管理階層再度發生衝突，大批警察在工廠大門外站崗。此一事件平息不久之後，《華爾街日報》也曾刊登評論富士康事件凸顯出中國工廠內部勞資雙方關係緊張的文章。
除此之外，現在也有分析擔憂，經過數十年的勞動力向城市遷移之後，農村勞動力的儲備已瀕臨枯竭。分析說，雖然在今年上半年，出口和建築等吸收農民工就業的領域增長急劇下降，但工人的工資水平卻同比增長了14.8%。這種就業市場萎縮工資上漲的矛盾現象，反映出城市裡農民工的數量出現短缺。
不過，《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提醒世人的是，導致中國城市勞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而非人口方面的因素。文章繼續援引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中國勞動力市場問題專家孟昕的研究統計顯示，大多數農民工離開農村的時間只有七年。他們在不到20歲的時候來到城市，25歲左右回到農村生兒育女。在3.8億16歲到40歲的青壯年農村人口當中，僅有1億人在城市賺錢討生活。
文章因此強調出，讓農民工及其家人無法享有城市生活便利的原因，就在於歧視性政策。根據孟昕的調查顯示，以2011年為例，擁有失業保險的農民工比例為13%，擁有醫療保險的農民工比例為20%。相比之下，在城市人口中，這兩個比例分別是66%和87%。去年，還發生了農民工子弟學校被拆的事件，農民工家庭在中國大城市受到的待遇由此可見一斑。
在農民工的數量降低的同時，他們的期望值卻在升高。加上，管理者在工資和工作條件上又不肯作出讓步，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文章至此再度指出，9月底，富士康山西工廠發生的騷亂，或許就是更深一層危機表現出的癥狀。
文章又說，好消息是，鑒於中國農村仍然有數以百萬計的勞動人口，勞動力的供應沒有完全枯竭。但壞消息是，要吸引勞動力走出農村，必須提供給他們更高的工資，並且對中國的城市戶口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革。這篇文章總結表示，既然農民工建造了中國的城市，那就應該允許他們在城市中生活。
最後再來想想這篇文章的啟示：根據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具有非農業戶口的城市職工和具有農業戶口的外來農民工，他們在就業機會、社會保障、福利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待遇。農民工就職業來說，他們是工人，但由於他們是農業戶口，就身份來說，他們是農民。而這一農民身份決定了他們是城市裡的邊緣群體。因此，農民工雖然進城了，但大部分的農民工並未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去，他們在城市中沒有歸屬感、主人意識，擁有的更多是失落感、自卑感和過客心態。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這種非制度性的不良心裡，卻是起因於制度性的不良規定。北京當局如果期望建立一個真正和諧的中國，那是不是應該致力於出台一個合情合理的農民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