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獲釋被指不應只是個案勝利

11月19日，因發微博非議重慶“唱紅打黑”獲罪被判勞教兩年、已在勞教所呆了一年多的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獲釋。《南方都市報》當日下午4點多在其官方微博發表消息稱，“重慶彭水被勞教大學生村官任建宇的父親任世六，16時許向南都記者透露，任建宇下午被江津公安從勞教所接出，現已恢復自由”。對此，有分析人士認為，任建宇重獲自由，對他個人來說，是一個遲來的公正，人們對“任建宇案”的關注和討論並非局限在該案本身，更多的是擔心這個案件給社會帶來的負面“輻射效應”。這種“轉發需謹慎，後果很嚴重”的案例，帶給社會的效果卻是“寒蟬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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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上作者朱巍的文章說，當人對表達自由失去安全感，對自己的行為結果無法做出正常估計的時候，對於法治國家來說，後果才真的會“很嚴重”。公民對公共事件的褒貶，對政治性公眾人物的評價，乃至對公共政策的批評或調侃，都應該屬於正常表達自由的範疇。一個對公民言論更加寬容的政府，正是一國法治民主化建設的成效所在，也是政府自信的體現。只有經得住批評，才能受得了考驗。

對於公民在表達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過激或過分行為，需要從性質上進行分辨，從法治程序上加以甄別，避免使公民因言獲罪，減少“扣帽子”的定性。在法治社會中，政府需要做的是“關注民眾”，而非“管住民眾”。要做到這些，就必須確保法律擁有絕對權威性。只有法院能做出“罪與非罪”的判斷，而不能讓勞教制度隨意“超越”法律程序。如果法院宣告公民無罪後，“有關部門”卻可以通過勞教制度達到限制公民自由的目的，這是對法律尊嚴的最大侵犯。

文章最後強調說，任建宇被釋放是好事，但希望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勝利”。希望該案能成為一個轉折點，此類有疑問的案件都能很快得到複查，還無辜當事人以自由，對責任方予以追究。同時也希望，任建宇們所付出的代價，能對勞教制度的改革有所推動。今年以來，不時傳出一些勞教制度改革試點的信號，希望早日能看見實質性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