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黃炎培，認為中國歷史的王朝，“其興也勃焉，也亡也忽焉”，總結出有名的王朝興衰周期率。網上的《公民月刊》刊出文章：官滿為患的歷史輪迴。
文章說，這個歷史周期率中的一個突出現象，也被另 外的歷史學家關注，並總結為王朝中期賦稅暴增、官吏暴增等規律。當然，此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規律是，王朝皇親國戚和天潢貴胄人數的暴增。而一旦賦稅、官 吏和天潢貴胄暴增，其結果必然是人們負擔的暴增。不堪重負的王朝不能維持，就倒台完蛋了。一個新的王朝在舊王朝的廢墟上重新建立，重新演繹舊王朝“其興也 勃焉，也亡也忽焉”的悲喜劇。
歷史上“官滿為患”的王朝，最典型的當屬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已經成為一大包袱。司馬光就說，他那時的官吏 已經是北宋最初建立時的十倍，而這時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為嚴重。有人說，北宋時期以320餘郡的財賦，供養一萬多人的文官，而到了 南宋，則以國土淪喪後的100餘郡的財賦，供養二萬四千多官員。和宋朝一樣，明朝也經歷了官員人數由少到多的膨脹歷程，到了明朝中後期，文武官員的人數比 起開國之初增加4-8倍。
文章認為，官多了，養官的費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徵收的賦稅自然多了。北宋大臣韓忠彥在元豐時給皇帝上書說：“今歲出之數，多於所 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於皇祐，而四倍於景德。三班常選吏胥之數則又過之。”宋朝的元豐年間距離皇祐年間，時間過去是二三十 年，而朝廷用於養活百官宗室的費用，已增加了一倍；元豐距離景德也不過80年，養官費用卻增加了4倍。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時期，大臣張克公也說，“今官較之 元祐，已多10倍，國用安得不乏！”當時距離元祐，也不過三四十年的時間，官數竟然擴張十倍。南宋時期，一個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東南亦非祖宗之東南 矣！而兵食之費十倍於昔，吏祿之費百倍於昔，只此二事難於支吾。”這裡所說的十倍和百倍，或許有些誇張，但在此期間官吏官俸爆髮式增長，大概沒有什麼疑 問。
官多，是要浪費國庫資財，但還遠不止此。從整個社會來說，冗官過多，還有更大的隱性問題，這就是官員太多導致的爭權奪利，扯皮內耗，以及機構 膨脹帶來的權力擴張，既造成政府管理的無效率也摧殘社會經濟和公眾生活。俗話說，無事生非。當官員太多而無所事事的時候，他們不是內耗，就是將權力之手伸 向社會，干涉社會秩序，甚至通過管制而尋租自肥。政府對於官員過剩最常見的解決之道是，在正常機構之外不斷設置新的機構，以安排人員。宋朝的黃震，曾做廣 德軍通判。他記載說，當時在正式機構通判廳外，還有一個添差通判廳。這個機構純粹是疊屋架床的贅疣，毫無必要，只不過是方便無所事事的官員魚肉搜刮百姓而 已。這個機構沒有什麼正規經費來源，無非是靠一群冗官千方百計巧立名目魚肉搜刮百姓過日子。黃震認為這樣的機構和官員毫無必要，建議裁撤，卻根本不能如 願。
冗官是浪費和腐敗的溫床，古代有識之士不斷呼籲進行改革，裁撤冗員，以減輕百姓負擔，克服財政危機。據學者王子今先生研究統計，在元朝80 年左右的統治期間，罷冗官的
舉措有43起，幾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員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進行了19起。但最終冗員如故。元武宗曾經放恨話說： “去歲中書省奏，諸司官員遵大德十年定製，濫者汰之。今聞員冗如故，有不以聞而徑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並逮捕之，朕不輕釋。”這樣的威脅 顯得無奈又無力。同樣，明朝的皇帝也發起過11次“汰冗官”的政治運動。
冗官太多，只是因為當官的好處太多，吸引了社會上很多人擠入官場撈好處。 而裁汰冗官則要砸掉官員的飯碗，遇到官員的抵抗是不言而喻的事。宋仁宗景祐三年詔令禦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結果有吏員500餘人到宰相府第請願，又到 杜衍住所“詬詈，亂擲瓦礫”，雖然首要人物被處置，但是裁員計畫也夭折。顯然，靠官僚機構自身，是無法克服官滿為患這個政治癌症的。既然皇權政治下無法自 我消腫，那麼，最終只有皇朝垮台，開始新的輪迴，才能暫時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公民》還刊出李英強的文章：用開放的社會行動來應對教育危機
文章說，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各種教育災難，從幼兒園到大學，從家庭到社會，無數家長在傷心嘆息，無數青年在迷惘彷徨……很多人都在說：大環境如此，大家都一樣，沒辦法呀！
果真沒有辦法么？
文章認為，教育的核心功能並不複雜，無非是幫助和促進身體、心智、靈魂的發育和成長。從通俗的角度來說是“德、智、體”。
體制化的教育，重在應試，號稱重視智育，實際上連智力發展的規律都沒有搞清楚，只是用一套粗暴野蠻的方法搞“優勝劣汰” 實際上是“八股文取士”的現代翻版。再粗暴野蠻的方法，智力佔優的部分人總能在既定規則下“脫穎而出”，這使得它貌似還有一定的合理性。
體制化的教育，在真正的體育教育上是無所作為的，在德育方面甚至起到的是副作用。 丟掉了幻想，才能開始真正的思考。有了清晰的認識，才能有理性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