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諾貝爾各獎項的頒獎典禮今天（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中國作家莫言出現在今次的頒獎典禮上，引發各種反響。莫言是繼高行健之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二位華人作家。但與高行健有所不同的是，莫言是一位生活在中國體制內的作家。因此，他的獲獎受到各方高度關注。在中國國內，官方與民間的反響形成很大反差。一些異見作家抨擊這次評獎結果，認為這場“文學盛宴遭到政治污染”。目前旅居在瑞典的中國學者茉莉女士闡述了她的觀點。
莫言本次獲諾貝爾文學獎，為什麼引發了巨大爭議？
我想這個原因的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獎的性質。它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學獎，而是有着它崇高的理想傾向。因此，把這個獎頒發給缺乏理想傾向的共產黨員莫言，可以說這是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最大的恥辱。我們知道，在1895年一個多世紀前，諾貝爾在他的遺囑中宣布，把獎金頒發給一年以來，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一部分頒給在文學領域內將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理想傾向是什麼？我們解釋為：人文主義傾向、人道主義傾向；最高福祉是什麼？在一個專制政權屠殺了千百萬人的時代，反對專制才是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福祉。所以莫言是不符合這個理想精神的。
諾貝爾遺囑委託的一個瑞典文學院，寫的就是斯德哥爾摩的學院，它建立於1786年。這個文學院建立了兩、三百年了。它最初建立的時候只是為了純潔瑞典語。它的工作就是把瑞典語變成高雅、有力的語言。只是到了19世紀、20世紀交替的時候，在諾貝爾去世之前，文學獎才接受了諾貝爾親屬給它的遺囑。在這個遺囑中，諾貝爾表示希望這個學院接受評選的任務。當時的文學院存有很大的爭議，到底接不接受這個獎項？因為這個任務不符合當時的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創立文學院的初衷。後來，願意接受這一獎的一派終於佔了上峰。在隨後的一百多年間，瑞典文學院頒發了諾貝爾獎。一開始，他們非常重視諾貝爾遺囑中的理想傾向的。對什麼是理想傾向進行了長期的解讀。因為這一理想傾向比較簡約，他們要不斷考察諾貝爾的生平、他所愛好的文學、他所讚揚的文學標準，比如說：反對專制、人文主義、胸懷寬廣的博愛、崇高的風格、崇高的思想。這都是諾貝爾在他生前的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中表現出來的。所以長期以來，文學院就遵循了諾貝爾這個評選調子。他們在一百年間，評選出不少世界優異的文學大師。其中包括德國的托馬斯曼、法國的加繆、美國的福克納、海明威，這些都是世界頂尖的文學大師。由於諾貝爾獎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學獎，由於它曾經評選出這麼多一流的文學大師，所以它被視為世界文壇最重要的獎項，具有標桿式的影響力。正因如此，這是莫言獲獎產生爭議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莫言作品本身的問題。他的作品輕浮、蕪雜，他的蕪雜遠遠多於精華。可以說沒有一部能夠稱得上是“偉大作品”。在他沒有獲獎之前，就有不少的文學評論家對他的作品做過批評。評價很低。像德國的顧兵，他認為莫言就根本沒有思想，而且他的作品很差勁。中國著名評選？？論家的李建軍、還有目前旅居瑞典中國學者付澤民以及我本人，都曾經批評過。就是說，即使他不得這個獎，對他作品水平的高低還是有許多爭議的。
第三，就是莫言本人的政治傾向。莫言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是中國作協副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內官方地位很高。而中國共產黨是屬於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最殘酷的侵犯人權的政黨。那麼，在這一次的頒獎中，獎勵世界上一個最大政權專制組織的成員，是非常受到爭議的。而且莫言本人的表現又是怎樣的呢？在血腥屠殺的1989年之後，他仍然站在專制一邊。而且抄寫毛澤東壓制寫作自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且沒有後悔之意。另外，2009年，戴晴、貝嶺等中國異議作家出席法蘭克福書展研討會，（那一次我也在那裡，但是沒有趕上這一場），莫言當時和官方作家一起退場表示抗議、抵制異議作家參加。這表明：他站在官方一邊，反對言論自由。2010年，他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採訪時，他非常圓滑地為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辯護。這違背了世界公認的反對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審查制度的原則。這次頒獎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爭議呢？正是由於以上三個原因。它給了世界一個惡劣的信號，就是說：西方、包括瑞典文學院不在乎中國仍然有一個侵犯人權的制度。他們對遭受壓迫的中國人沒有一點同情心。他們口口聲聲說這個文學獎不考慮政治。但是，在專制國家裡，我們都知道：文學就是政治。就看這次標榜與政治無關的標榜，被中國共產黨利用做為政治工具，用來大肆宣傳中國的崛起。最近，有人把莫言的獲獎與北京的奧運和上海的世博相提並論，成為共產黨的光榮。今天，這些人都在湧入斯德哥爾摩慶祝他們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專指政權的勝利。
您認為諾貝爾評獎委員會選擇莫言，使用的是怎樣的評判標準？
我剛才已經介紹過諾貝爾本人的標準，一百年前諾貝爾確立的是一個能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具有崇高理想傾向的標準。這個獎是由人來頒發，普通人來頒發。瑞典文學院這些院士都是普通人。而且他們中的很多人年紀都已很大，是些八、九十歲的老人了，他們是會遺忘的、也會背叛的。這次他們使用的標準，就是背叛諾貝爾理想傾向的標準。他們使用了一種庸俗不堪的標準，美其名曰“實驗性藝術”，就是藝術標準。這個藝術標準實際上摧毀了諾貝爾獎道德標準。這些評委只要看莫言講出一些獵奇的、淫穢的、刺激人的故事，就把它視為好作品。這樣他就把一個崇高的諾貝爾獎變成了低俗的文學遊樂場。
這其中是否有經濟利益的考慮？
我想，就整個的文學院而言，沒有。但是從具體的院士，看看他們後來的表現，就在宣布莫言得獎之後，兩位文學院院士前去中國推銷他們的新書。一個是馬悅然先生，馬悅然先生在瑞典被記者揭露出利益衝突。被質詢如何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也就是說：既去翻譯莫言的作品，又去評判莫言獲獎？這意味着可以從翻譯中撈取很多版稅。這一抗議之後，馬悅然先生大罵瑞典記者白癡。但他還是不得放棄了翻譯莫言作品的權益。但是他跑到中國去，和他的太太一起推銷他的兩本翻譯著作。以前，在1989六四鎮壓的時候，馬悅然先生曾經持一種正義的立場，他抗議中國的六四鎮壓，所以他曾一度被禁止入境中國。但是這一次，在他推銷自己的新書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官方媒體都在為他宣傳，為他報道。這裡當然就有經濟利益。另外一位也是諾獎評委會的前任主席埃斯普馬克。他也去推銷自己的長篇小說。我想這是符合中國和世界的現實的。因為中國雖然專制，但是它在經濟上騰飛起來。這些西方的文化精英不再堅守道德立場。他們忘記二十年前他們所支持的八九民運，他們曾經抗議的六四。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但他們已經忘記了。他們不再譴責暴政、不再譴責中國的人權侵犯、他們消解了政治、縱容了強權，看準了中國巨大的名利場。
瑞典民間如何看待一名生活在中國體制內的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在瑞典的民間，很多人持一種懷疑的態度。尤其是一部分了解情況的人，他們非常氣憤。他們的憤怒在於莫言中共黨員的身份。要知道，瑞典在兩年前、2010年發生了意見事情。就是有一個反移民傾向的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進入了議會。諾貝爾基金會馬上就宣布說，諾貝爾晚宴不允許瑞典民主黨的黨魁前往參加。這個晚宴要招待各個黨派的領導人。然而？這個黨是一個民間人民選舉出來的政黨。儘管他的觀點有問題，他卻是民主選舉出來的黨，手上沒有粘上鮮血、沒有鎮壓人民。但是，諾貝爾基金會拒絕邀請他們參加諾貝爾晚宴。然而，這次當中國共產黨黨員莫言被邀請來領獎、還有很多中國的代表都要參加這個晚宴的時候，就有很多的瑞典人在電台里激烈地反對、質詢：為什麼瑞典民主選舉出來的黨不能參加晚宴，這是納稅人的錢，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員卻能夠來領取諾貝爾獎？儘管瑞典民主黨的觀點存有爭議，但它並沒有像中國共產黨那樣鎮壓人民。他們手上沒有粘滿人民的鮮血。對此，諾貝爾獎評委無法作出回答。瑞典民間基本有兩種輿論，一個是馬悅然先生利益衝突，使民間對諾貝爾獎這一次評獎充滿了懷疑的態度；只要粘上中國人的邊，中國社會的腐敗就可以污染到西方來。再一個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民主選舉的議會政黨不能入會，而專制的屠殺人民的政黨卻可以參加宴會。這個問題現在還無法解決。各個國家的記者可以繼續追蹤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