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諾貝爾獎頒獎季節，海內外華人除了談論受到全球矚目的今年獲文學獎的中國作家莫言，也會連帶想到迄今仍被關在中國監獄中的也是零八憲章聯合起草人的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紐約維權組織“公民力量”負責人楊建利接受本台（法廣）採訪，說明他如何趁諾獎頒獎給受到全球聚焦中國作家莫言之時也自然關注仍在中國監獄中的另一位諾獎得主---劉曉波的好機會，展開奔走營救劉曉波的活動。
美國國會周三（12日）就劉曉波仍被中國關在牢獄案舉行了聽證會。與會的美國議員及楊建利博士等的見證人在聽證會中共同呼籲美國總統奧巴馬，請他在已有135名諾獎得主聯合呼籲釋放劉曉波的請願書上簽名。本台就此採訪了也是此前為援救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而努力奔走出力的紐約維權組織“公民力量”負責人楊建利博士。請他說明如何趁諾獎頒獎給受到全球矚目的中國作家莫言，以及理所當然關注其“諾獎師兄”劉曉波的好機會，展開奔走營救劉曉波的活動。
楊建利：自從劉曉波入獄後，我們“公民力量”及一些人權團體就一直不斷聲援他，爭取他能夠早點獲得自由。今年從10月8日起---也就是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劉曉波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兩周年紀念日，我們開始發起一項呼籲各國外交官、大使在北京時前往訪問劉霞的活動。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呼籲聲援劉曉波的工作，包括與現在自由組織（Freedom Now）合作，爭取聯合曆屆諾貝爾獎得主簽署給習近平的一封公開信；這包括了文學、醫學、化學、物理、經濟等各領域的諾獎得主。最後，在12月4日公布這項活動的時候，已有132位諾獎得主在這封信上籤了名。兩天以後，增加了兩位。過了兩天，也就是8日，我正在歐洲，接到一位朋友―――前中文獨立筆會秘書長張浴的聯繫，他表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也願意簽名。後來，就通過我們共同認識的作家馬健來進行。實際上，正是馬健在與高行健交流中提到了這項簽名活動，後者表示非常願意參加簽名。在經過馬健的聯繫，以及我的核實後，12月8日總共有135位諾獎得主簽名。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另外，在12月4日活動進行的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權活動家之一的另外一位諾獎得主―――南非大主教圖圖發起了一項“全民簽署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請願活動”，是通過change.org網站進行的。截止到昨天（12月12日），已經超過了30萬人在請願書上簽名。我們現在訂定了一個目標：50萬人，數字並沒什麼特別意義，只是給我們自己訂定一個目標，希望各地的朋友繼續推動這項簽名活動。
近兩周來，我本人除了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發言。我們是在一起合作下，促成這個聽證會的進行。除此之外，我大部分時間是在歐洲進行活動，在英國拜會了上議院及下議院的議員，而且在英國下議院里舉行一個座談會，同時也謁見了英國外交部官員，主要晤談議題就是為了釋放劉曉波。我們提出幾個請求，第一，希望他們在與中國政府的交往中，能夠不斷提出釋放劉曉波的要求，第二，希望他們在北京的外交官能夠提出訪問劉霞的要求，第三，因為他們都屬於歐盟國家，我們希望有關政府能夠在這次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過程中，能夠不要忘記劉曉波，盡量地讓劉曉波的名字能夠不斷出現在各種活動中。
在英國進行遊說活動後，我繼續前往歐盟。在歐盟，我一連串地拜會了歐洲議會的一些議員、歐盟對外事務委員會、歐洲議會主席的外交顧問、歐洲議會副主席、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秘書長等人。與此同時，我也在上周四舉行的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發言，並與歐洲議會的副主席舉行一個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聯合記者會。截至今天為止，這經過兩個多月密集聲援劉曉波的活動，基本上可說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因為頒獎的過程已經過去。現在，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在現今已掀起的聲援高潮上做更多的工作。我們能夠做的工作就是繼續簽名活動，此外，就是繼續要求外交官們在中國時拜訪劉霞。這就是我們的中心議題，我們不會放棄的！
楊建利談為諾獎得主莫言感到難過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中國作家莫言。由於同樣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被關入中國監獄中，所以當年2010年頒獎時頒獎台上只見一張代表劉曉波的空椅子。而且由於諾委諾委會頒獎給中國的“罪犯”劉曉波，引發中國當局抨擊、遷怒屬於獨立機構的挪威諾委會，甚至連挪威進口中國的著名三文魚特產也遭殃，被擋在海關，因擱延發爛，因為中國當局開始從各方面抵制挪威政府。
但今年對於同樣獲得諾貝爾獎的得主命運就不同了。可說體制內作家的莫言得獎，中國當局的態度截然相反，不但大力讚揚諾貝爾委員會，並派官員護駕莫言風光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
不過，莫言在抵達瑞典後召開記者會上的答問表現頓時引發各方爭議，例如：他拒絕向在場記者重複獲獎不久後說過的話“希望劉曉波趕快獲釋”，並向記者說“中國新聞審查如同飛機安檢一樣有必要”、“自由與否的關鍵在作家本身內心是否自由”。
本台請為劉曉波能早日獲釋而趁諾獎期間奔走出力的紐約維權組織“公民力量”負責人楊建利博士談對莫言的看法。
楊建利：我認為，莫言獲獎對於整個中文的寫作及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提升是有很大的幫助。從莫言的作品來看，他不是與政府合作的人。他的作品是以其特殊的辦法揭露了共產黨統治時期的黑暗面；但不一定是按照異議人士的方式揭露。雖然從其作品來說，不能說他是一個體制的合作者；但是，他在公共生活中又成為體制的合作者，如：他是官方作家協會的副主席、是一名共產黨員。而且他在前段時間抄寫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個講話實際上是鉗制人的思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獻。另外，他還有一些讓自由人士感到不愉快的行為及言語。這些對我來說不是奇怪的現象。因為莫言可以說是生活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甚至可以說是生活在中國的人的性格典型寫照，他可說是一個具多重性格，而且是多重思維的人。他可以在不同的性格與不同的思維中比較自由地穿梭，而且可以沒有太多的心理負擔。這是長期生活在專制5統治之下造成的性格。
他在活動諾貝爾文學獎以後，在接受路透社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希望劉曉波能夠很快健康地出獄。”我覺得這句話是個非常重要的信號。這個信號說明了，在他心裡，是非常清楚是非的。他由於獲得諾貝爾獎，相對地，面對中國政府，他的力量增大，一個個體的力量增大，這是屬於他私有的名譽。這個名譽本身不是來自中國政府，所以他的力量增強。所以他這在接受採訪的那一刻，內心一下爆發出來一種力量。在那個力量的驅使下，他說出來那句話。因此，大家對他有很多的期待，我個人對他也有很多的期待，當時我還發布了一項聲明。但是可以想見，這兩個月，中國政府與他之間的打交道。中國政府當然非常緊張莫言在外面要講些什麼，也對他講使政府不愉快言語的可能後果也很清楚地告訴了他。他心裡也非常明白，因為他生活在中國這麼長的時間，看到其他的前例，很多例子都擺在他眼前，如劉曉波就是一個例子，被關在獄中。所以莫言知道未來的結果是什麼，這時候，他的多重性格又表現出來了。所以當他到了瑞典斯德哥爾摩接受記者採訪時的表現，人們對他的失望不僅僅因為他沒有再重複他對劉曉波獲釋的希望，還有他對新聞的審查，這麼一個重要的概念，應該非常清楚它的涵義是什麼，他竟然把它混同在機場的安檢概念，還說任何國家都有新聞審查。他以此為共產黨開脫，這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之後，有記者問莫言，有沒有作家在獄中，他說，不太清楚。這就是完全在講假話了。
接着，在莫言接受頒獎典禮中，他講了三個故事，是極力為自己辯護。尤其是在第一個故事中，他說，當所有人哭的時候，應該允許有人不哭。如果哭成了一種表演，那麼更應該允許有人不哭。這些實際上都是在為他自己辯護。在他整個通篇的演講中，為他自己辯護的痕跡太強。不過，這些我都可以理解，但我為他感到難過。難過的是，他又這麼大的名聲，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他應該更加勇敢才是。也許他現在已經後悔了，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被人看成諾夫，沒有一個人願意被人看成道德是非不清的人，尤其是像他這種地位的人。也就是說，從內心中，莫言多麼想成為一個勇敢的人，想成為一個自由的人，想成為一個沒有恐懼的人，但是他沒有做到。你知道他心中的苦楚。所以這一點，我們應該深刻的去理解他的內心掙紮。
但是另外有一點，我實在不能苟同他。他為自己辯護竟然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從來就是獨來獨往，任何人脅迫我做什麼，我就不去做，任何人脅迫我表態，我就不去表態，這是我一向的態度。”這其實是不對的。因為如果莫言誠實一點，他可以說，我曾經被人脅迫，我今天還在被人脅迫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我沒有辦法。如果莫言說出這些話，我還可以理解他，因為這使他更加人性化。但這句話實際上是一個假話，就像一個當了十年的妓女，她不去向人們解釋，她當初為何當妓女的原因。因為很多妓女 從事這樣的行業，是有她們心酸的背景。如果莫言能夠把他的心酸解釋出來，我認為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表白。但是他沒有這麼說。他的表白彷彿是說：“我雖然做了十年的妓女，但是我還是一個處女。”他的表達方式就如同這樣，這是完全無法讓人接受的。他強調，我向來都是獨來獨往。這是不對的。他不願意去抄寫毛澤東在延安的文藝座談會的講話，那是一種脅迫，可能不是人家直接拿槍去脅迫他，那種脅迫可能比很多朋友目前對他的批評要強得多，很多人的批評只不過是批評而已。一個作為公眾人物者應該能夠接受這種批評的。莫言把批評看成是脅迫，也同時認為他不在脅迫下做任何事情。這完全是在說假話所以我覺得這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