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亞洲周刊》選出十大非小說類中文好書，評選的標準是，這些書籍都“充分展現民間論述的重要性”。
《亞洲周刊》稱，作為國家體制外“第二文化”的民間論述，它承擔起社會良知與人民利益，是真正意義上的最好“大學”。就全球華人個體生命及民族命運而論，最不可或缺的也是民間論述。
這次榜上有名的除了上周介紹的《大民小國》和《大數據》之外，還有大陸學生蔡博藝的書《我在台灣，我正青春》。據說這本在台灣熱銷的書的作者蔡博藝年僅二十歲。作者在書中說，她羨慕台灣國語的甜美，而自己“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在這裡聽起來更像是方言”。
按慣例陸生與台生初次見面須自我介紹，蔡博藝說，以為會遇「噓聲」而忐忑不安，沒想到迎來熱烈鼓掌的滿堂彩。其實，台生初來大陸也受到這樣的歡迎。作者認為，這就是台海兩岸新一代的胸懷，它是心靈的，也是政治的。
蔡博藝也在書中描寫了這樣的情節，雙十節在國父紀念館外看到一台宣傳車，插著五星旗，打著「中國萬歲」「我們都是一家人」的牌子，播放著紅歌，在台北街頭招搖。蔡博藝激動又興奮，倍感親切，表揚「這就是台灣的包容能力」，但接著就產生「詭異」假想：「如若是我插著青天白日滿地紅走在北京街頭，也許下一秒我就要被有關部門找去喝咖啡了」。
台灣生活令陸生蔡博藝寫出走紅之書。無獨有偶，曾是台籍學生的李政亮在大陸生活十一年，也出版了廣受矚目的《中國課》。他在名校南開大學任教已四年，透過觀察和書寫從台灣人角度提出新思考，尤其關注大陸八零後、九零後年輕一代將迎來什麼樣的未來？他發現，在嚴格管控言論的狀況下，大陸學生都迴避在公開場合發言，即使在課堂也選擇「不會犯錯，老師也無從挑剔、難以回應的說法」。大陸的教育彷彿就是錘鍊鋼鐵，「錘鍊愛國之心與灌輸革命歷史」，連五六歲小女孩鋼琴演奏都表演紅色曲目。因為大陸評鑑各種才藝都有標準，直接影響能否進入重點學校。學生對左翼思潮與自由主義各有追求，而關心國家走向卻相當一致。但是，作者懷疑，人人都甘心被政治操弄嗎？原來，很多學生擅長用匿名在公共論壇放肆議論政治，對最核心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暢所欲言；做回自己，燃燒思想的激情，就從發出自己的聲音開始，突顯人性和心靈的反彈。不過，兩岸學生差異仍然巨大，這邊注重人生，那邊多為國家與民族著想。所以，台灣學生總問大陸學生：「為什麼學習如此刻苦、努力？」大陸學生常問台灣學生：「你們為什麼要『去中國化』？」
列舉2012的重要的中文書籍，還必須提到《張春橋姚文元實傳》。作者史雲為二人合寫一部傳記的靈感來自漢代司馬遷《史記》中的合傳。他說，張、姚無論從共同活動，思想感情，還是從個人經歷、從屬的社會群體來看，都非常相同。書中透露一個鮮為人知的真相：張春橋三十歲前右眼就失明，姚文元十幾歲右耳便失聰。文革十年就是這兩個一瞎一聾，用僅存的「左」眼、「左」耳俯視天下、傾聽動向，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檄文」，攪得周天寒徹，滿神州都是怨。
不同於文革旗手，毛夫人江青及王洪文，沒有上過大學的張、姚是較早參加革命的文學青年。人們今天大可蔑視他們文章的「假、大、空」，但他們確實靠自我修鍊「成才」，即便「書生禍國」也算驚天動地，甚至厲聲喝斥過「紅軍之父」朱德等元老。在對二人的評價上，作者力爭實事求是，稱張、姚屬於一種歷史現象。退一萬步看，世上即使沒有張、姚，但只要有「左」的土壤和環境，也會滋生「趙春橋」、「錢文元」之類。這是另一種「自然史使然」。另外，書中認為，過去當局稱張春橋是「叛徒」或「混入黨內」，屬於扣政治帽子。姚文元四九年前參加學生運動確是進步表現，其動機也可信。作者還認為，武力解決四人幫在黨內不合程序，但文革令黨內程序蕩然無存在先。清除劉少奇，鄧小平，陶鑄 賀龍? 林彪等，沒有一個是按正式會議和正常程序決定的。於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規律起作用了﹐但這絕不是法治。
好書是民間論述也是中國思考，它們重提已被遺忘的歷史，從民國到中共建政時的中華理想；它們追溯史上包括近現代史上出現過的清廉政治，清貧人生，清潔精神，包括「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安定。《大民小國》書中摘取一段這樣的網文，因為「中國能出譚嗣同這樣的人物，讓我從美國徹底地回歸了中國。我不再認為美國才是中國的希望，我認為譚嗣同已經是中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