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7日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8周年，像往年一樣，中國民間自發前往趙紫陽北京住所的祭拜活動和官方的緘默小心依然如舊，曾經參與六四民運、目前居住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向本台表示，海內、外民間運動目前有“合流”的趨勢，紀念活動對趙紫陽政治遺產的討論，對當下中國政治轉型和變革的意義明顯。
RFI：在趙紫陽逝世八周年之際，海外民主團體有哪些紀念活動？
王軍濤：在趙紫陽逝世八周年之際，我知道在海外的一些民間團體與國內有一些聯繫，一般會組織一些討論。隨着中國腐敗現象以及政府與老百姓的對立日益嚴重，現在整個民間運動和海外的民運有合流的趨勢。在1989年之後，中國民主運動在大陸的維穩策略下被迅速邊緣化，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內部產生了新的一些民間運動，比如像維權運動、地下教會等等。開始國內的維權運動和地下教會運動還與海外民運拉開距離，避免觸及一些敏感的話題，但是後來，隨着中國當局拒不改革，同時對新的民間運動打壓，使得新的民間運動意識到，中國如果沒有民主改革，不建立憲政民主，就是說不實現民主、即原來民運所追求的目標的話，那麼他們的運動也沒有一個合法的發展空間，所以他們開始“合流”。
合流的一個結果就是在一些新的話題上開始有一些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講法，趙紫陽先生的病逝就是一個。趙紫陽先生在八十年代整個中國的改革中，是一個領軍人物和旗幟人物，在改革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實踐和思想是很豐富的。可是在後89的一代中，他更多的是一個符號，因為他們對八十年代有一個認識的過程。
趙紫陽先生作為一個象徵符號，表明了一個在共產黨內部和鄧小平不同的發展道路。鄧小平是主張採取高壓維穩、用維穩保證經濟發展的環境。期待以經濟發展來消化中國的問題，但是由於這種高壓維穩和權利高度集中，導致各種各樣的腐敗現象，使得經濟發展的果實不但沒有用於消化已有的問題，而且變成了激化官民矛盾、造成新的社會不公的來源。而趙紫陽先生在八十年代所代表的改革，比如像他在農村的改革，縮小了城鄉差距，在城裡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容許私有制，使得中國第一批萬元戶實際上是產生在城市的平民中間，這樣也就縮小了城市的貧富差距。還有他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要並舉的提法，都是針對鄧小平模式的問題。海外因為有一個更自由的空間和平台，大家更多的是交流經驗，探討趙紫陽作為一個符號來說，究竟對現在中國意味着什麼。
在這方面，我想說的是，曾經是趙紫陽先生智囊團主要成員的陳一諮先生，在趙紫陽先生病逝的時候，在海外組建了紀念胡耀邦和趙紫陽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每年都在進行一些討論。今年，就在趙紫陽先生逝世八周年的前夕，他們舉行了一場趙紫陽政治遺產與中國政治轉型的討論會，討論會有國內來的、海外的一些專家參加討論，對於中國即將進行的變革等多方面進行了討論。
RFI：您在一篇文章中說趙紫陽是中國政治兩大事件的象徵，一個是六四，一個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模式。現在六四已經過去了24年了，趙紫陽也逝世了八年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趙紫陽的改革發展模式是否還具有意義？
王軍濤：意義是越來越明顯了，我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的是政治轉型，我覺得象一些偉大的道理，一些偉大的經驗規律是需要時間的。一些小的道理有些隨着時間的推移會逐漸被人們遺忘、會失去它的意義。但是那些大的道理、大的事件的意義是會隨着時間的推移意義就會越來越清楚、越來越強烈。我覺得趙紫陽先生作為中國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個符號來說，他的意義實際上是隨着六四時間過去得越遠，意義就越大，主要是因為鄧小平的發展模式即高壓維穩保經濟發展，導致腐敗和暴政，是需要一個時間才被人們逐漸認識的，需要時間才會造成愈來愈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在去年薄熙來、王立軍、谷開來等事件出來之後，中共圍繞十八大的權爭激烈、互相揭底，人們已經充分意識到像鄧小平那樣一種只搞經濟、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腳改革，導致腐敗暴政的後果已經很嚴重，現在連共產黨內都普遍意識到一種危機感。你可以看到中國朝野都在說，如果再不搞改革的話，就要面臨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像洪水一樣，會把整個社會吞噬。當然這是一些少數權勢者的擔心，對於多數老百姓來說，現在中國的發展也是越來越難以忍受，需要一個政治改革來建立一個新的遊戲規則，而這個政治改革和一個更公平的發展模式就是趙紫陽先生在八十年代所倡導的。
RFI：對趙紫陽的紀念，報道說今年又有幾百人到趙紫陽在北京的住所祭拜，據趙紫陽的家人表示，前往祭拜的人比往年多，此外，在去年被阻止前往祭拜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表示她感覺在趙家門口戒備的便衣人數減少了，感覺今年是當局控制悼念趙紫陽活動最為寬鬆的一年，您對這些變化怎麼看？
王軍濤：我個人認為有兩點。第一，我倒不認為當局真的放鬆了控制和監視，因為其實從中國現在公安機關和國保的技術手段來看，他們完全可以沒有一個人在現場，就可以周密地觀察和控制情況，他們可以有一些高技術的手段，可以在讓你不知道的情況下密切地注視整個局勢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通過便衣布局能夠在內部把很多情況掌控。
但是我覺得這個變化只能說，當局不太願意再去用威懾的方式來制止你去做這件事情。原因是他們現在處於權力交接的過程，還是希望給人一個印象，新的班子是有些新的做法，會比老的班子開明一些。當然這一方面也可能確實反映了一個現實，就是，新的班子，即“紅衛兵的一代”他們這批領導人在成長過程中政治上相對經歷的風浪多一些，在各方面的知識也比胡錦濤一代要強一些，心理素質等都要強一些。所以他們對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情更有一些承受力，因而也不太在乎出現情況。而胡錦濤對很多事情就很敏感害怕。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在他們登台之初（希望表現開明的形象），我們知道去年圍繞十八大權利之爭，各派就想表現出一個開明的形象，甚至象六四也傳出他們會平反六四等等，希望減少接班阻力，營造一個比較好的形象。現在，他們接班進行了一半，黨權的交接班已經完成，政權的交接班要在三月份才能完成，在這時，他們還是希望得到民心和人心的正面期待和支持，不希望因為這樣的一些事件毀掉他們的形象，使得交接過程出現一些新的意外和難度。
RFI：對習近平新一代領導人上任後是否存在重新評價六四及胡耀邦、趙紫陽的可能性怎樣看？
王軍濤：在這點上我不抱期望，其實這種改變的評價在胡錦濤時期也曾經出現過，在黨內也有一些激烈的爭論，特別是象李鵬江澤民這些人，他們至少對趙紫陽先生還是很忌諱的。他們不贊成這樣做。而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也要受制於江澤民、李鵬這一代人的制約，我們看在十八大上，由於李鵬的干預，象李源潮就沒有進入常委，這都表明保守的力量在黨內還是很強大的。習近平李克強比胡錦濤還要年輕，在他們之前有二十多位常委，而且在十八大期間形成一個新的慣例，就是這幫已經退休的人，在不是代表的情況下，成為會議的主要常委、骨幹常委，掌控整個的會場和議程，象這樣的情況都表明，習近平李克強即使有這樣的想法，在現實中也很難加以實施，因為他們更多地要受到元老的制約。
在專訪的最後，王軍濤談到了有關海外民運人士回國探親的話題。
王軍濤：我自己也是六四的當事人之一，我父親在上星期病逝，我的很多親友都希望我能夠回國奔喪，但是到現在為止也都到了最高層，因為我的父親是軍人，從軍隊到國保到現在都不表態，說明在這些問題上其實沒有多大的變化。而且我出國是持合法護照出來的，他們當時一再表示過，跟美國政府也表示過，如果要是需要的時候，他們允許我回國，但是我覺得實際上現在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作為個案來說，其實從1989年六四屠殺發生之後，共產黨就一直有一些力量和一些部門在針對一些人的個案，安排他們能夠回去，特別是在家裡遇到一些重大的喪事的時候，像陳一諮先生，在他母親去世的時候就獲准回去奔喪，第二年又允許他回去掃了一次墓。但是後來就不允許他回去了。像劉賓雁先生、王若望先生都曾經想回，但沒有讓他們回去過，最後客死他鄉，但是後來的一些老先生，就允許他們回去了，比如像於浩成就讓他回去了。像最近吳仁華持美國護照，進入中國大陸，但這些都是個案，不說明在大的政治形勢上有什麼變化.比如在六四之後21個被通緝的學生領袖，李祿先生就是因為做生意，持美國護照，和一些美國的財團、大的財經界的精英回去了，但是像吾爾開希、王丹等他們還是不讓回國，所以只是個案的問題，沒有什麼大的指標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