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霧霾的意義也許在於，在既有的社會管治模式下，現政府第一次遇到既無法發動大規模群眾動員、又無法發動宣傳機器自圓其說、同時在具體解決手段上進退失據的三重困境。這種“管治失靈”，是此次霧霾所暴露出最值得關注的現象。
2013年1月以來，北京接連出現四次霧霾天氣，據官方氣象研究機構統計，截止28日，1月份無霧霾天數僅為5天，創下自1954年以來的歷史記錄，北京城市氣象研究所認為，“冷空氣活動偏弱、低層風力小、濕度大是今年1月北京地區霧霾天氣頻發的主要原因”。
然而，從社會和經濟角度來看，六十年前的霧霾是否有今天這樣的殺傷力，是大有可疑的。研究者認為，今天大中城市的霧霾主要有四個污染源：一、工業企業能源和廢氣排放；二、採暖鍋爐和生活爐竈；三、交通運輸；四、建築揚塵和其他灰塵懸浮。這些因素的規模效應都已經遠遠超過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具體到北京而言，2008年奧運前重型工業已經外遷，機動車排放污染已經成為首要原因。冬季採暖用煤又加劇這一趨勢，粗略估算，當前霧霾天氣中，機動車排放約佔50%，燃煤鍋爐排放達到30%。
面對遮天蔽日的霧霾和民怨，不乏評論呼籲，要拿出當年治理“非典”的決心和手段來治理霧霾（石敬濤《像治理“非典”那樣治理霧霾》），也有評論稱，不妨借鑒北京舉辦奧運時的經驗和治污決心（魏英傑《拿出辦奧運的決心治理霧霾》），在這些評論者看來，“非典”和奧運是兩項成功經驗，只要借鑒二者，霧霾問題將不難解決。
但是，北京霧霾的意義也許在於，在既有的社會管治模式下，現政府第一次遇到既無法發動大規模群眾動員、又無法發動宣傳機器自圓其說、同時在具體解決手段上進退失據的三重困境。這種“管治失靈”，是此次霧霾所暴露出最值得關注的現象。
首先，和非典不同的是，病毒以人為主要載體和傳播渠道，控制住人，也就切斷了傳播途徑。而奧運期間的核心問題，也不外乎是人的流動和組織。而“控制人”，正是傳統社會動員模式的拿手好戲。很多人都還對非典期間的強行隔離、封校封廠記憶猶新，同樣，“滿城盡帶紅袖箍”的動員模式在奧運期間也屢試不爽。然而，面對彌散性的霧霾污染，一呼一吸之間都是威脅，既無法把空氣隔離，也無法發動居委會和志願者來打一場嚴防死守的“人民戰爭”，敵人無處不在，卻無影無蹤，“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其次，在傳統管治模式中，宣傳和動員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四次霧霾過後，暴露出令人尷尬的一面：中央基本處於失語狀態，除了一再表示治理決心，並無可操作的實質性方案。作為積重難返的長期問題，連效仿先例、抓臨時“替罪羊”平息民怨的合理性都很難找到。官方媒體只能放任民間分析研判，很難再起到“輿論引導”作用。
傳統政治宣傳中“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和“境外反動勢力”這兩大推諉責任的口徑，在霧霾面前統統歸於無效。連以前運用這兩大口徑最為得心應手的《環球時報》，這次也承認“奧運會前外媒對北京污染的很多指責雖然尖刻難聽，但還是有其道理的。我們當時如果更多聽一些外部意見，而不是過分在意追究它們的‘動機’，在那之後的幾年裡，我們就會針對環保下更大的力氣。”政府當初為了面子向美國駐華使館施壓，要求停止發布空氣污染數據，如今遭到了“迴旋鏢式”的報復，在全世界面前損失了更大的面子。
再次，霧霾看似突然，背後卻是長期污染和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尤其涉及到各種利益集團和社會階層的得失博弈，解決起來更為困難。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已經承認，煉油企業是霧霾天氣直接責任者之一，但這並不是因為石油公司質量不達標，而是中國標準不夠。中國大部分地區汽油的含硫量遠遠高於國際標準。事到臨頭，要求改善油質、全面提高技術標準已經遲了，且會大幅提高石油巨頭的煉製成本，這恐怕是比油價微調更加難邁出的一步。
同樣，奧運期間北京“停駛50%機關車輛、禁止全市30萬輛黃標車上路、限制外地車輛進京”的措施至今還讓人津津樂道。但相對於兩周時間固定的奧運，霧霾的一大特徵是發生的長期性和不可控性。勒令長期封存公車，會遭到官僚階層和公務員群體的抵制；儘管這次北京臨時推出了“停駛30%的公車，103家重污染企業停產”的措施，但既不公布機關單位公車總數，又沒有一家機關願意公開本單位停駛的公車車號，且不公布停產企業名單及具體停產狀況。這種政策無異於畫餅充饑，比霧霾本身還讓人看不透。
另一方面，北京的私家車已經處於“搖號”“限行”等種種管制之下，雖然中產階層的博弈抵抗能力最弱，但繼續施壓下去，恐怕會引發反彈。而汽車產業作為當下支柱產業，也很難痛下殺手。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在回應霧霾問題時表示，國內外大氣污染防治歷程表明，解決嚴重的大氣污染問題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歐美等發達國家耗費了30-50年時間才基本解決大氣污染問題，中國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這番話無異於表明，政府長期以來標榜的“決不能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的高調已經破產。前所未有的大氣污染，表明中國不僅已經走上了“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而且面臨污染現狀，既缺乏決心、也缺乏手段來應對，所謂“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意味着在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的城市居民還將深受霧霾之苦。
社會學家孫立平曾經提出，當下中國最大的威脅，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而這次遮天蔽日的霧霾，或許可以看做是這種“社會潰敗”的一個環境版本。我們很難想象環境“總崩潰”，但不得不反覆遭受環境污染之苦。除了顯而易見的健康危害之外，這種“環境潰敗”的一大特徵是它的隨機性。霧霾來臨時所有人叫苦不迭，而一陣風吹過，危機大大減輕，過了採暖季節，壓力更加趨弱，下一次環境危機什麼時候來臨也說不準，在各種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爭取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已經有人注意到霧霾治理的投資機遇 一個3500億的大蛋糕），一項長期的、全局的、有執行力的環保政策並不容易持之以恆地進行下去。
亞洲開發銀行與清華大學合作的一份研究報告稱，中國空氣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基於疾病成本估算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2%，基於支付意願估算則高達3.8%。2012年，我國GDP總量為519322億元，以1.2%計達6232億元，以3.8%計高達19734億元。換句話說，去年一年間，空氣污染造成將近兩萬億元損失，這還不是單純的財產損失，而是以眾多人命為代價的。
一陣風固然會讓執政績效危機減輕，但績效合法性不能永遠寄託在風中。環境危機日益深重，和前所未有的管制失靈現象，二者相反相成。要採取任何改善措施，都面臨“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掣肘。陰霾之下，鮑勃-迪倫的那首著名反戰歌曲，彷彿也是為今天中國而作：
一個人得長多少只耳朵
才能聽見蒼生的哭泣？
還得有多少人死亡
才讓他明白死去的人已經太多？
朋友，答案就飄在風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