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最近在紐約時報撰文《中美兩強不會為爭霸開戰》。他指出，由於世界已經進入了後霸權時代，美中兩國不大可能為爭霸而發生戰爭。他以如下四點改變了世界格局的“進展”來支持他的這一論點：第一，“核武器使爭取霸權的戰爭破壞性太大，使贏得戰爭也變得毫無意義”；第二，“在全球經濟越來越相互交織的情況下，一個國家謀求單邊經濟成功，必然使其它每個國家誘發災難性後果。”換句話說，只能追求雙贏或多贏；第三，世界各國人民已經政治覺醒，不再屈服於即便是最大的強權；最後，“最重要的是，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不是由敵對的意識形態所支配的。”
布熱津斯基還援引美中兩國有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到對方國家留學為例，指出“儘管我們有着極為不同的政治體系，我們兩個國家的社會都是開放的，” 因此，他認為“所有這些與19世紀和20世紀爭奪全球霸權的國家的社會自我封閉形成鮮明對比。自我封閉加深了仇恨，增強了敵意，彼此相互妖魔化也更容易。”
但有學者認為，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敵對意識形態雖然已被拋棄，但為捍衛中共的執政地位而出現的所謂“捲旗不倒旗”的現象，形成了以“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中國特色“新意識形態。這一新意識形態發明於胡錦濤時代，並已經被接班人習近平接過來。根據中國著名獨立新聞工作者高瑜的報道，被廣泛看好不同於胡錦濤的習近平，最近卻在其“南巡”講話中重彈了胡的這一老調。他說，“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種新意識形態把所有中國大陸之外的同情支持中國國內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人和組織看作是反華的海外敵對勢力。
價值觀的不同最容易造成誤判，而誤判常常導致衝突。2010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中美間發生的爭端就是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美國早有學者指出，美中在戰略上互不信任導致了雙邊關係的局限性；而互不信任的根本原因是雙方在價值觀和制度層面上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如不進行政治層面的改革，美中間互不信任的局面不可能從實質性上加以改變。
曾被大眾期待有可能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最近的南巡講話讓對他抱有期待的人很失望。習近平說：“我們的改革本來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贊成那種籠統認為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後的說法。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麼，不改什麼，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不清楚的是這種語焉不詳的說法究竟是為了應付某種壓力還是真正出於本意，還有待觀察。
不過中國民間對中共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呼聲藉助互聯網已經越來越高漲。就連擔任過中國政府金融顧問的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最近在接受CNN採訪時都說，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他說，中國的貪腐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它導致了不信任。”他說，中國腐敗是個癌症般的問題，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一種癌症式的增長。腐敗在草根階層產生了政治問題。如今中國民間存在着巨大的力量，推動最高層領導採取措施清除腐敗，那就是中國的推特 微博。
李稻葵說：他對中國的前景“並不百分之百樂觀。”而是“看到了危險。其中之一就在政治領域。”他說，中國的“政治改革確實必須進行。我強烈認為政治改革將會進行，因為最高層的那些領導他們比你我更清楚，中國必須進行基本的政治改革。”他認為，政改的風險在政改之後。“風險就是網民很不耐煩。他們希望快變。而且他們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在國際關係方面，對日關係和部分對美關係使國內的政治變革更為複雜。所以，這裡有一個競賽，即改革的速度與草根民眾的不耐煩之間的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