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世界的暢銷書作家龍應台以馬英九政府的首任文化部長的身份於二月十八日開始對法國和英國展開為期十天的訪問。作為文人，龍應台給巴黎的印象是有稜角，有道義的思想者，藝術家。作為政治家，她沒有一支跟着她南轅北轍久經考驗的文化團隊，她的理想主義，她的熱情，她的大膽，她的創新不僅要在兩岸關係和島內政治里摸爬滾打，還要看她領導的文化部里的行政體系在多大程度上願意配合她。
上任以來她有兩個不斷對外公布的計畫。一是南方聯盟計畫，也就是說聯合台北，香港，澳門，上海，廣州推動共同的文化項目。另一個是台灣書院，她的參照是英國文化委員會，歌德學院，法語聯盟。這也是龍應台訪問法國期間向媒體着重介紹的項目。她的團隊這次對法國媒體發的第一篇新聞稿重點強調巴黎和倫敦的台灣書院轉型。
如果我們仔細推敲南方聯盟計畫，這實際上是整合這五個城市的文化市場力量，強化文化話語權的統一體。這在文化業務的操作上會讓台北面對昂貴的國際演藝團體掌握前所未有的主動。但在政治上又讓龍應台進入了隨時會讓兩岸興奮和昂揚的敏感區。這個聯盟將讓兩岸人，在泥土或草根的層面，在娛樂中，在藝文享受中，在對多元文明的親吻中， 輕鬆地實踐從易到難，從文化經濟局部走向政治全局，從城市走向中央的統一路線圖。
台灣書院計畫論證起來也不輕鬆。英國文化委員會，歌德學院，法語聯盟都是這些歐洲文化大國在各邦交國建立的極具本土特色的文化平台。台灣和世界多數國家沒有邦交關係，台灣書院以這些機構作為藍本，與非邦交國地區的兼容性在哪裡 ? 如果台灣真的有自己本土文化特色和自信的話，為什麼沒有想到讓別的國家羨慕，甚至借鑒台灣根據自己的特點建立的文化平台呢 ? 巴黎的台灣文化中心最近幾年在台北藝術大學陳志誠教授的主持下，已經在法國的劇場經理人，藝術節，美術館，參議院和評論家中間成為一個品牌，不僅建立了在法國和歐洲的頂級藝術機構經常性地展示台灣藝文的機制，同時藉由展示的平台為台灣藝術家找到了對應的可持續的後繼市場。這至少相對於台灣以往的經驗來說具有突破性意義的。現在為什麼要用一個在法國名不見經傳的書院的標籤來替代一個多年經營的文化信譽，權威和象徵呢 ?
再說文化外交。在駐法國台北代表呂慶龍和台灣文化中心主任陳志誠教授的引見下，龍應台以文化部長的身份拜訪了法國議員 , 國民議會友台小組主席 François Brottes 以及參議員，前文化部長 Catherine Tasca 。正是在Catherine Tasca 和她的同事們的邀請下，台灣的表演團體一個接着一個受到法國參議院邀請，為參議員們的客人演出，然後又從參議院走向更廣闊的藝術市場。呂慶龍和陳志誠還為龍應台安排了與前法國文化部長 Jack Lang 面對面，沒有其他工作人員參加，可以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晚宴。作為國際關係領域的突破，呂慶龍和陳志誠讓龍應台作為文化部長享受到了無論法國文化部還是台灣外交部在法國總統奧朗德訪華前都不方便公開的，一般情況下在沒有建交關係的情況下得不到的禮遇。只是後來 Jack Lang 一不小心在一場酒會的致辭中說漏嘴了。至於在台灣文化部本身在可操作層面上的文化外交，除了巴黎台灣文化中心這塊，龍應台團隊的新聞稿只是說 « 拜會法國文化外交機構獲益良多 » ，換句話說，現在還處在調研階段。
從台灣文化部新聞稿里的政策規畫和他們遲早要遭遇的可行性論證，結合觀察龍應台團隊在法國期間的工作狀態，沒有直接接觸龍應台的人很可能會產生這樣的誤解，會疑惑她會不會是一個人文舞者，政協先驅。
這些疑問來自對龍應台的團隊的觀察。2月18日法蘭西學院舉辦台法文化獎頒獎典禮。當著法國各路政治和學界名流的面，在眾目睽睽下，台灣文化部交流司任職的資深官員王振台堅決地坐上禮賓部門專門留給駐法國台北代表呂慶龍的座位。這個座位的象徵意義在於，它經常留給邦交國大使，但這次，按照台法文化獎多年的慣例，它留給呂慶龍，雖然台北與巴黎沒有邦交關係。這個外交擦邊球在李登輝時代或陳水扁時代，北京隨時可以提出強烈抗議。但是在馬英九的 ECFA 時代，既然北京強調兩岸要情同手足，那也不太好意思再為擦邊球糾結了。而王振台這位多年在法國工作，對外交禮儀和潛台詞知根知底的官員，把呂慶龍一直在爭取的外交身份的象徵剝奪了。儘管那天在場的駐法的台灣外交官們都驚奇地看着他，他毫不理會。他做了一件連北京都沒有能夠做到的事。
2月20日，在Jack Lang的酒會上，客人們分散在大廳里，東一堆西一群地聊着，台灣文化中心主任陳志誠一會兒走到法國的演員跟前，一會兒坐到藝術史學者中。王振台當著在場客人的面生硬地對陳志誠說，在台灣我們的規矩是站着的，他堅持要陳志誠站着。陳志誠是台灣國立藝術大學的教授，他在巴黎的工作使他在法國甚至歐洲都樹立起專業權威。文化部來的王振台指揮陳志誠身體語言的動作在酒會的場合讓客人們目瞪口呆。
駐法國台北代表處有這樣一種擔心，未來與法國的文化交流可能再也不會象現在這樣豐富頻繁，有聲有色了。因為無論程序和經費都越來越讓巴黎這邊一天比一天為難。文化部的交流司在推動向台灣書院轉型進程中，要求巴黎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提前兩周向交流司申請報批所有在巴黎的工作約會。在預算上，不再讓文化中心有年度預算的自主權，下令按照已經被淘汰了的新聞局文宣的模式批一步走一步，而不是按照歐洲文化活動的規律提前一兩年編預算。結果生機勃勃的巴黎台灣文化中心象沒有養分的花朵，黏兒了，抑鬱了，越來越像可以隨時被轉型的候選人。然而恰恰是他們過去在寬鬆的工作體系裡，他們活躍的文化交流與外交官的工作配合後使駐法國台北代表處在文化外交上獨樹一幟，成為台灣外交部的特優駐外機構。
這就使和文化司頻繁接觸的台灣官員，包括外交官在內，對作為文化部長的龍應台產生了疑問 : 這位新部長靠不靠譜 ? 如果說南方聯盟未來在論證中能夠和 ECFA 一樣，最終擺脫政治上的疑慮而過關斬將的話，那台灣書院要在巴黎取代台灣文化中心這塊品牌的前提又會是什麼呢，難道台北與哪裡達成了取消非正式文化外交的默契 ?
龍應台的團隊甚至通知沒有多少機會和龍應台溝通的駐法國台北代表處的官員們，在巴黎期間，不安排他們與龍應台同車。結果，巴黎這邊堅持了再堅持，就像追星一樣，再三要求和文化部長同車，至少可以多幾分鐘與龍應台直接溝通，讓她沒有障礙地了解巴黎的文化外交，也讓巴黎的外交官沒有障礙地了解龍應台真實的想法，哪怕是不完整的，不成熟的想法，只要有能夠不受干擾的討論空間。
幾天下來，所有人都發現，雖然不理解文化司的文宣套文化的模式以及在國際公關平台上自己給自己拆台的動作，但是越和龍應台交流，越覺得她讓外交官們尊敬。雖然他們覺得用人格魅力這個詞有點兒太過了，可是都覺得她有天然的溝通能力，有自己的獨立思想，有道義的槓桿。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是一位不屬於任何壓力團體和黨派的作家。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北京就像抵制政治異議人士一樣抵制文學上特立獨行的高行健。
三十五年前，高行健就去過當時旅居在法蘭克福附近的龍應台的家做客。後來在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期間，高行健到台北駐村過。高行健的所有作品也都在台灣發表過。
在龍應台於巴黎的第一場記者招待會上，她就以高行健為例，說明台灣在文藝創作上的開放。第二天在法蘭西學院，當呂慶龍被擠得靠邊坐，大家正在琢磨龍應台怎麼回事的時候，不知所以然的她正在台上忙着為高行健說話。而高行健當時就坐在台下離呂慶龍不遠的地方。後來在Jack Lang 的酒會上，龍應台一會兒握着高行健的手，一會兒握着高行健的胳膊，說笑道，高行健現在在家要照顧老母親，深居簡出，來出席酒會真是給龍應台好大的面子。
這讓我們看到，龍應台，在等待爭取沒有北京支持不可能實現的南方聯盟的同時，她有她的原則，道義和情誼，她是有稜角的。
她的計畫可以有缺陷，有漏洞，但是她對文化的熱情，她的理想主義，只要你有機會接觸到她，你就能見證到這份真誠。
然而，她不是一位職業政治家，她的團隊沒有和她身經百戰過，是臨時組建的，她也在認識和了解從文建會留下來的文化官員和新聞局轉業過來的部分文宣官員。而恰恰是龍應台自己在說，台灣書院和大陸的孔子學院不一樣的是，台灣講究的是文化，不是文宣。但你要問她，是你在改變過去從新聞局合併到文化部的文宣官員還是他們在改變你，她不太答得上來。她樂了，她說，我們互相磨合。
在龍應台巴黎行程的第三天，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對她作了專訪。駐法國台北代表處的高階主管能來的都來了，不能來的用短信和電話追問訪談的進展，使原來錄音的訪談就像現場直播一樣有氣氛，空氣一會兒凝固，一會兒解放，笑聲連連。這些官員就像我的普通聽眾一樣，很仔細地聽龍應台的文化見解，聽她動感情的地方，聽她猶豫的瞬間，聽她邏輯接不上的時候的爽朗的笑聲。因為他們太少有和龍應台直接接觸和溝通的渠道，於是就在大眾傳媒里聽龍應台作為部長講文化政策的構思。龍應台有明星的一面，也有凡人的一面。缺乏得力團隊對文化部長來說是個脆弱的區域。然而正是她坦然承認脆弱，她得到了尊重和信任。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將在下一期的藝文生活節目中播出我們於二月二十日錄製的龍應台專訪，歡迎您到時候收聽。本次節目由安東尼編輯主持，下次節目再見。
龍應台 : 見習政治家的理想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