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近四成貪瀆官員免受牢獄之災引關注
近日有官媒報道說，2012年中國有近四成貪瀆官員沒有領受牢獄之災，消息一出，引人關注。有統計顯示，去年全國法院對於貪污賄賂和瀆職犯罪案件，判處的重刑率只有22.91%，同時卻有38.08%的被告人被判處非監禁刑，也就是說，近四成中國貪瀆官員沒有領受牢獄之災。如果再加上那些並未進入司法程序，或者以罰代罪的，這個比例應該還有更大的想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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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線作者付瑞生的文章說，對付貪瀆不能手軟，老百姓對此感到憤怒和不滿也很自然，不過，客觀地講，中國司法部門打擊貪瀆的決心還是值得肯定的。因為2007年的重刑率僅有 17.58%，而非監禁刑率則是48.75%，也就是說，當年更有多達五成的貪瀆官員不用坐牢。這一數字在2009年前還要更高，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至2009年6月，被判有罪的17671名瀆職侵權被告人中，免予刑事處罰和緩刑的合計竟然高達八成五（85.4%）。
換句話說，與前些年相比，中國司法部門去年打擊貪瀆的力度還是有所加強的。儘管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判罪輕刑化已經日漸成為現代刑事司法發展的一大趨勢。不過，中國這些年來的司法實踐卻表明，你和某些人講文明講禮貌，結果卻助長了他們的犯罪氣焰，甚至是姑息養奸。 層出不窮的礦難、橋樑垮塌、食品安全和環境污染事故，不斷撕裂社會神經，一次更比一次挑戰公眾底線，卻讓人徒喚奈何。
對此，也許單純地重新祭起“重刑主義”也不可取，重典並不能帶來文明。但問題是，當下中國之亂非家國之亂，而是社會轉型之亂，治轉型之亂當罪罰並舉。針對中國目前的情況 ，在司法適用上，對待一些涉及弱勢群體的案子，比如鄧玉嬌案，當以罰為主，讓“輕刑化”喚醒良知凝聚人心；而對付那些涉及公共利益和公權力的貪瀆行為，相反則要從嚴治罪，讓“重刑化”之手弘揚社會正義，重拾中國司法的公信力。
“司法能動”與“罪刑法定”都是維護司法正義的利器，但用得不好，遇到弱勢群體無權無勢，就“罪刑法定”；遇到貪瀆官員公關到位，就“司法能動”。這樣的司法，比一律從寬的“輕罰”、“輕刑化”或一律從重的“重罪”、“重刑主義”還要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