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電視台海外台France ô在2013年中國春節前後放映了一批有關中國的紀錄片，其中一個就是由記者兼職片人的斯坦其（Michael Sztanki ）導演的紀錄片《亞洲工人的覺醒》，他於2012年11月份在中國，尤其是深圳附近對生活和工作在那裡的年輕民工做了採訪，影片反映了90後工人們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對未來的期望和訴求。當然一部50分鐘左右的紀錄片很難讓人對工人的生活和思想面貌有一個完整的了解，但影片至少反映出了一部分不為大多數人知道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的工人，尤其是90後的年輕人已經不再像他們的父母那樣任勞任怨，而是希望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希望不再當城市裡所謂的“二等公民”，儘管他們也知道要得到和有城市戶口的人同樣的權利和機會的路途還十分遙遠。
我們有幸請來了斯坦其先生，讓他講述自己拍攝這部紀錄片的起因和在影片的主要內容。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用《亞洲工人覺醒》這樣一個似乎帶有革命意味的片名呢？
M. S：我不認為這個片名有什麼革命的味道。
我之所以選這個名字是因為我認為這個題目能充分地反映出目前一些亞洲國家的實際情況，尤其是中國。我特彆強調中國的原因就是。目前中國的民工已經構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群，尤其是在廣州的經濟開發區內。我們注意到幾年以來，能聽到越來越多的有關他們的消息，他們不再屈服，他們開始說話，開始要求改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要求增加工資。現在社會沒有他們也是不行的，他們不再是一批只會幹活，什麼條件都接受的廉價勞動力。現在中國的工人希望成為和別人一樣的公民，雖然他們通常來自農村，但也希望可以和城裡的人一樣生活，這些所謂的“流動人群”通常都很年輕，他們希望能留在城市裡，為了能在城裡生活，他們就要求有更好的工作環境和相當的工資待遇。
我的紀錄片片名叫《工人的覺醒》是因為這些工人通常都能通過網吧和社交網站得到大量的信息，可以說他們不再願意受老闆的剝削，這些老闆通常不會太注重工人的工作條件， 給的工資也和實際應該給的不相符。
為什麼說是亞洲的工人覺醒呢，這是因為我們後來也帶着攝影機到了亞洲其他一些國家，看看那裡工人的情況，我們去了柬埔寨和孟加拉國，發現三年以來這些國家的工人也在不斷覺醒，尤其是柬埔寨的女工，她們也不願意任憑工廠老闆的剝削，開始走上街頭表達對工作條件和待遇的不滿，在孟加拉國也一樣的，所以就決定將影片名字定為《亞洲工人的覺醒》。
法廣：正如導演所說，在中國城市的工廠里打工的大部分來自農村，所以就通常會被又被狹義地成為農民工、外來工或外地人等，實際上，如果仔細分析和推敲，這些稱謂都是民間和媒體對他們的稱呼，根本無法準確地代表他們的真實身份，而官方文件中，把來自農村的工人定義為“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推進城市化建設”的人，這一政策思維可以說從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了農民工的命運，因為農民工被當作“勞動力”使用而不是“人”，農民工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和人的“成長和發展”被勿視了，農民工擁有“農民”和“工人”兩種“職業”身份和兩種“階級”身份，從1978年至今，農民工的人數已達2億之多，但極為不正常的現象是，這個群體一直被動的在自己的國家存在。他們為了找到工作，遠離家鄉，長期居住在城市裡，工資收入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存在巨大的差距，而工作環境和居住環境差，受自身經濟條件和工作條件制約，無法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能照顧留在農村的老人和孩子，在城市裡缺乏歸屬感。這些可能都是導致2010年深圳的富士康工廠出現系列工人自殺事件的原因。
您去深圳拍攝的時候，有沒有見到自殺身亡的工人的朋友呢？
M .S：沒有，但我採訪到一個嚴重工傷事故受害者的父親，現在這個工人的精神和身體都嚴重殘廢了，他原來在深圳附近的富士康龍華廠工作，這也是富士康僱傭工人人數最多的工廠。他在修一個燈泡的時候摔了下來，頭重重的撞在地上，手術時，一部分大腦被摘除了。他現在完全殘廢了，他的父親向富士康要求工傷撫恤金，但是沒有成功，這家人來自河南，兒子現在26歲，幾個月以來，一家人藉助法律手段來要求，卻沒有得到任何賠償，因為富士康認為這個年輕人沒有直接和富士康簽署工作合同，而是和另一個公司簽了合同，所以富士康不應該負責任。
法廣：拍攝這部片子的時候，你使用的是隱秘的方式，還是獲得了中國政府的許可？
M .S：我做的一切都是公開的，我去採訪了影片中的那些年輕人，他們都很願意接受採訪，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們需要表達自己，所以外國記者很容易接近他們，進行交流，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是否知道拍片的事，但我在拍攝的過程中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我去的時候申請的是記者的簽證，所以是合法的。
法廣：除了提高工資待遇和社會福利以外，工人們還有哪些訴求呢？
M .S：他們要社會福利，合理的工作條件和工作時間，每周有休息天，他們的要求就是任何一個西方的工人可能提出來的。但在中國一切都變得更困難，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希望自己的訴求能被政府聽到，他們希望能在城市裡過工人的生活，即使他們沒有戶口，也要和城市的人一樣生活。
法廣：但是問題是，這些民工一般來說都是住在工廠里，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也沒有融入到城市裡。
M .S：是的，他們和城市有一定的隔閡，但是他們希望的是能夠參與到城市的生活中，和城裡人一樣生活，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城市的學校里上學，他們只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城市公民，但是到目前為止，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流動人口，所以想和家裡人一起生活在城市裡是十分困難的事。實際上，他們不願意回到自己的農村老家去，他們不再需要掙錢回老家蓋房子，因為他們的父母已經把房子蓋好了，這些年輕人要生活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
法廣：實際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的廉價勞動力，成為中國招商引資的優勢；生產廉價商品，成為企業發展的竟爭力。農民工被企業當作“勞動力”使用，向企業出售體力勞動，人的“基本權利”和人的“成長和發展”被忽視；人的綜合能力沒有被挖掘和發揮；同時，中國企業普遍不同程度違反勞動法，工人超時工作、被迫加班、工資被拖欠、節假日也照常上班、沒有加班費等等，工會制度名存實亡，企業掌握勞資雙方的主動權，農民工沒有政治地位，選擇“用腳投票”，在不同企業之間來回，更換工作地點和居住地點，所在難以形成傳統居住社區。
但最近從中國傳來兩個消息和中國工人有關的好消息，首先是媒體報道說富士康同意工人成立工會組織，第二就是中國政府決定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健全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長效機制。那這是不是說明工人的訴求被政府聽到了呢？
M.S：可以說工人的訴求被聽到了，但是要注意其中的公告效應的成分，因為富士康經常會宣布一些措施來平息工人，平息中國和世界用戶的意見。富士康的確宣布要在不久的將來進行工會組織的選舉，但還是要等一等看情況再說，如果是真的，富士康履行了自己的諾言，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去年富士康也曾宣布要提高工人的工資，但工資實際上沒有漲，他們只是換了一種發工資的方式，所以，要注意這些消息是否真的在將來會得到實現。
法廣：就是要做給世界上的人看，因為他們是和蘋果公司合作的……
M.S：是的，富士康現在必須給世界看他們在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問題上做出了努力，因為富士康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子產品加工商，除了蘋果以外，還有別的公司，所以富士康不得不經常對外宣布他們改善職工的社會保險，加了工資，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發現這些都只是空頭支票。所以要等等看富士康是否會真的進行工會選舉再說。
法廣：你在影片中也指出說，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中國不少公司開始將工廠遷到人工更便宜的亞洲其他國家，也就是說中國工人的工作會減少嗎？
M.S：應該說明一下，我們追蹤報道了一個成衣加工廠，他們在珠海還有工廠，但是決定將大部分生產線遷到了柬埔寨，我們到這家公司的珠海和柬埔寨車間進行了拍攝，這家公司的老闆解釋說他們現在不得不把工廠遷移到柬埔寨，原因是中國工人的工資近幾年來增長的很快，但出於人工成本和世界目前面臨的經濟危機的原因，他不能繼續承擔如此高的工資了。所以就將工廠遷到了工資相對更低的柬埔寨。這並不能說中國工人的工作機會會減少，而是說明廣東的中國公司必須要進行現代化的改革，來生產有更多附加價值的產品，而不是再繼續生產被西方人俗稱為"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現在，中國公司可以到其他的國家生產成本更低的紡織品。我在影片中關注的主要是紡織品領域，但其他領域也是一樣的，現在有不少公司已經開始找別的出路了，開始進行現代化改革，在技術領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法廣：您碰到的工人擔心他們的未來嗎？
M .S：他們當然擔心會失業，但我想他們逐漸意識到了自己的權利，意識到他們有享受權利的可能性，現在的年輕工人們都十分清楚他們有沒有可能性，知道他們應該掙多少錢才能夠支付家庭的開支，也就是說如果他們進入了一個工資很低的工廠，他們會很快離開這個公司去找工資稍微高一點的另一個公司。這一點他們很清楚，我遇到的十個個工人都十分清楚自己要什麼。
法廣：影片在什麼時候拍攝的？
M .S：去年11月份，在中國拍了兩個星期，柬埔寨一個星期，孟加拉國一個星期。
4位女農民工曾登上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成為《時代》周刊2009年度風雲的人物。《時代》周刊評價稱，“在金融危機肆虐全球的時期，中國經濟仍在高速發展，並逐步帶領全球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首先要歸功於千千萬萬勤勞堅忍的中國農民工”。那麼，在中國30多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工人們何時才能也在自己的國家裡享受到應該屬於他們的權利和地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