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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社會

張倫談“幸福中國”與公民的“權利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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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2屆人大落下帷幕,習近平和李克強正式就任中國國家主席和總理。中國人大會議釋放的信息顯示出新領導層未來的執政意圖。法廣《人與社會》節目邀請法國塞爾齊-蓬圖瓦茲大學副教授張倫先生談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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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您對這次北京兩會釋放的信息怎麼看?

張倫: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可能唯一讓我覺得有點新鮮,看到一點希望的東西,是在通過幾個人選尤其是人大常委會環境委員會主任陸浩的時候,出現了800多張反對票,這可能是政協人大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件。除此之外,不管新當選的領導人怎樣強調,我都還是有點失望,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大的新意:所謂“幸福中國”,“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實幹興邦”等等,坦白說,誰都會覺得這些話有道理,很好聽。但關鍵是這些如何才能落實。話過去這些話少講過嗎?回頭看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或者報紙,什麼時候不都是在講中國是幸福的嗎?包括文革的時候,我們這些過來人哪天不是在聽到在講“中國是最幸福的國家”?現在講要建設“幸福中國”,有點正面的意義就是至少還承認,現在離幸福還有距離。這種現實的態度還值得肯定。 此外,幾位領導人同時強調要尊重憲法,對這,我也給予應有的肯定。除此之外,就沒什麼值得提及的。人事的更迭,事先大部分都已很清楚了。至於他們的能力如何,還有待於今後的觀察。


法廣:剛才說這次兩會講的“幸福中國”,你覺得他們能做到這個嗎?

張倫:這要看怎麼定義“幸福中國”。從一般的意義講,可以肯定的說是做不到。因為這個道理是再簡單不過的:你怎麼來定義“幸福”?幸福是一個主觀感受的概念,有人喝白水覺得很幸福,有人喝可口可樂覺得幸福,有人一定要開汽車才覺得幸福,可有人安步當車覺得幸福。你怎麼認定幸福呢?是否行得通我很懷疑。今天許多人要坐汽車,沒個車感覺不幸福,但呼吸北京那樣的空氣,許多人會覺得是幸福嗎?

幸福指數這些東西在國際上就完全是個相對的東西。它只能是個參考性的。那麼現在以一種國家哲學的方式,以一種國家意志,國家政治的方式,來定這樣一個幸福指數,施政綱領,叫“幸福中國”,不是有點讓人覺得奇怪嗎?

幸福與否要民眾自己有權判斷

所以在我來看:民眾的幸福不幸福,要民眾自己有權利判斷才行,什麼是幸福,怎樣才覺得是幸福,這個權利要給人民。比如重慶“唱紅打黑”,如果我願意“唱紅”的時候我就“唱紅”,我可能會很高興,如果我不願意“唱紅”的時候,領導非讓我“唱紅”,扭秧歌,即使我唱了紅,我也會感到很生氣,很無奈,甚至很憤怒。所以,關鍵問題是要還給中國公民權利,我過去寫過一篇文章叫“權利增量  下一步中國改革的唯一標準”。比如 , 現在說給人們增加一些福利,減少一些稅收,當然是好事,人們會高興,但問題是,如果中國民眾沒有得到權利,(不是權力Power,而是Right權利,中文這兩個點經常混淆,是個很大的麻煩),明天就很可能收回去。只有公民真正具有了權利,不管國家的政策怎樣給,就都會形成壓力,迫使國家的權力向著符合人們希望的方向走,迫使官員真正為人民服務,否則的話,很可能發生的就是(過去也發生過),今天碰到一個好領導,提倡“幸福中國”,當然可以給你一些東西,哪一天他不高興了,不做了?不賜予一個福利的政策,又該如何?重慶的許多企業家,今天掙了錢,明天又打黑了,你就沒有了嘛!中共建國剛開始的時候,也分了土地,轉身說要搞公社化,就收回了。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以一個“皇天浩蕩”的方式說要怎麼怎麼。這次兩會當中再三講“人民,人民”,但什麼是人民?真正有權利的公民才能形成一個有力量的人民,否則在一個沒有權利的格局下,人民從來都是官僚甚至是專制者嘴上拿來說事的,忽悠人的詞彙。

中國的公民真正具有了權利的時候,所謂“幸福中國”的建設 才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有意義。否則的話,即使天真得都藍了,地都綠了,前提是不準隨便說話,那人們會覺得幸福嗎?當然,提“幸福中國”比不提好,我們誰不希望中國是個“幸福之地”?但問題是,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攥在上方手裡,攥在領導人的手裡,一切由他們決定,沒有基本的權利,最終我覺得中國人還是很難感覺到幸福,所謂“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的原因就在這裡。人不是動物,是需要自己的主體意志和情感的表達的。

法廣: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是學法律出身的法律專家,習近平還提出要尊重憲法,那麼未來的中共這班領導人,您認為他們在尊重憲法方面能走多遠?

張倫:中國的所謂:“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的結合這樣一種說法,我覺得很荒誕。過去幾十年,成天講,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也尊重憲法…,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憲法從來都是黨的領導的一種工具。

讓執政黨受憲法約束需有反對黨

能不能讓中國各種政治力量包括共產黨本身真正受到憲法約束,這需要政治力量的平衡,要允許有反對黨,允許中國各樣的公民力量,社會輿論的監督才行。自己監督自己,我不監督怎麼辦?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對於這些問題,如果不從制度上加以解決,這種宣示本身,當然不是一點正面意義沒有,但沒有制度性的落實,沒有社會政治的力量來貫徹,是沒有辦法達成的。講“人民當家作主”,什麼時候中國的人民真正當家做過主?幾十年來總說人民的共和國,那個人民大會堂的人民代表從來不就是黨指定的代表嗎?現在有些人經常諷刺西方的民主。西方民主的許許多多的問題都是明顯的。但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民主從來就不是理想化的盡善盡美的,不是不會出問題,甚至是危機,但它卻可以為我們儘可能地提供某種利益和矛盾的表達和協調機制,儘可能地避免那種大的動亂。

假如希臘危機發在中國

舉一個例子:希臘現在這樣的危機是比較嚴重的,這種問題跟希臘的民主制度沒有關係嗎?肯定是有關係的。比如說政黨、政治力量為了迎合民眾,搞過多的福利等等,我們暫時不說這個問題,但是,現在希臘有沒有發生巨大的騷亂?到現在為止沒有。為什麼?就是那個政權是人民自己選舉出來的。人民不高興的情況,可以再換一個,這當然會有許多問題,但它沒有那種絕對的厲害衝突。經過授權的領導人,即使把事情搞糟了,做得不好,人們也得認倒黴,因為那是你們沒選好。假如希臘那種危機在中國發生,不要說到希臘的程度,只要有三分之一的那種危險,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我們敢想象嗎?中國那個政權,中國這個執政者集團和中國民眾根本沒有什麼關係! 政權沒有經過人們的授權。人們會說,這些人從來跟我沒有關係,這些人在台上當什麼領導,都與我無關。平常日子過得對付的時候,還可以應付。如果日子一旦不好,出現問題的時候,那民眾的反抗和暴力是完全可以預見的。這也是為什麼在許多阿拉伯國家發生革命的一個根本的原因。

黨的領導需要人民授權

所以,所謂“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等都要解決這個“黨的領導”要受到制約、人民真正得到授權的問題。現在這麼個權力格局下談尊重憲法等,我是抱相當的懷疑。很簡單,舉個小例子,中國的憲法里有那麼多關於公民權利的規定,但你看看在開人大兩會的時,在這些領導人宣稱要尊重憲法的時候,多少人完全被關在家裡!多少訪民被無端驅除。這是根本違反憲法的。你做的和說的東西完全相悖,脫節,怎麼可能樹立起憲法的權威呢?習近平先生前一段曾經也提到過,“憲法的問題關鍵是要落實”。如果他能把這個話,從現在開始,在執政黨的執政上,真正好好推行一下,我想這對樹立憲法在中國的權威還是有幫助的。但是,這樣一個政治結構不解決,從根本上,我還是懷疑所謂的“依法治國”能夠真正得以貫徹。

法廣:李克強說,改革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似乎是要分一部分利給民眾,你覺得他做得到嗎?

張倫:真要下決心,會做到一部分。中國的利益集團也不是愚笨到一定一點利都不能讓,就一定要“我朱門酒肉臭,哪管路有凍死骨”。有些東西可能也會讓一些。但是,要真正做到一個社會的公正,把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解決,我不抱樂觀。因為這個問題、中國的利益集團是跟這個體制相關的。這樣一個利益集團是從哪兒來的?是這樣一個政治結構造就出來的。一方面搞經濟自由化,有這樣一種利益攝取的機會,另一方面又是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那還不是怎麼高興怎麼來嗎?每個地方的領導實際上就是一個“小皇帝”,七大姑八大姨,雞犬升天這種事我們聽多了。

改革唯一標準是公民權利的增長

這樣一個權貴利益集團和這樣的結構是相關的。你如果不下定決心改這個結構,即使今天這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打破一點,這個結構不變的話,這一批人吃飽了,邊上休息吃喝玩樂去了,來一批新的會照樣盤剝,中國民眾依然難見天日。所以,考驗他們新領導人的決心,就是看這個結構要不要動?下一步中國改革的唯一的標準,就是公民權利能不能增長,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權利能不能增長。如果中國公民權利能增長,這種權貴結構就會能得到修改,權貴的利益就會得到遏制,惡性膨脹的國家權力也會得到適當的調整,否則什麼“大部制”等等改革,中國這種改革已經搞了多少回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能得到解決嗎?我抱懷疑態度。以上是法廣“人與社會”專題,採訪法國塞爾齊-蓬圖瓦茲大學副教授張倫談“幸福中國”與公民“權利增量”,由古莉主持,感謝Arnaud 的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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