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歲是花一樣的青春年華，但也是人生道路上的轉折點之一，是大部分人離開學校，離開父母進入社會，選擇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時候。這個年紀的人往往對人生充滿憧憬和理想，但也會在生活中碰到不少必須面臨的問題，包括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壓力等等。法國攝影家海清 在一年的時間裡，將攝影機對準了三個年齡都是23 歲，生活在北京的中國女孩，最後剪輯成了一部長50分鐘的影片，《喜鵲》，被法國公營電視台參議院台從眾多的片子中選中播放。實際上更準確地說，這是一部紀錄片，因為既沒有劇本，也沒有故事情節，攝影機用素描的形勢記錄下三個女孩在近一年的時間裡的生活。
三個女孩中，只有唐琪是地道的北京人，她在父母離異後，和母親住在一起，能講流利的英語，影片記錄了她找工作，以及順利地被地中海俱樂部聘用，到印度尼西亞的巴里島工作的過程，在一年的時間裡，她從影片開頭對前途感到迷茫和沒有把握到一年後成為一個充滿自信女孩的過程令人驚訝和感慨。
另外兩個女孩，一個在北京上學，一個來北京找工作。
雷雙梅來自湖南農村，她是一家人的希望，父母的最大願望就是讓她出國留學，然後有一個好的工作，但這個外形和性格都十分灑脫的女孩最大的願望卻是和男朋友生活在一起，但這當然是違背家人的意願的計畫。她孤獨地在英國求學的過程中，唯一的樂趣就是和男朋友通過WEBCAM進行對話交流。兩人簡單而又真摯的愛情故事打動觀眾的心。
王朦來自湖北武漢，她從小失去母親，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從十六歲起就開始打工，在北京這樣人才濟濟的環境里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對他當然不是簡單的事，但她不懈的努力最後還是有了滿意的結局。
導演海清（海清 Haberer）是一個專業攝影師，透過攝影鏡頭，她想展示的是一個人在社會上扮演社會角色的同時如何找到自我這個看似矛盾的議題，“人”是她關注的焦點。
海清首先她介紹了拍攝這部片子的原因 :
海清: 我是從2010年開始有這個想法的。當時我住在北京，因為我的職業是攝影師，所以就很幸運地在中國做了不少旅行，接觸到了中國不同的社會階層。而在與中國接觸的過程中，我最感興趣的就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從更廣義上講，就是中國中產階級的生活，而西方對他們的生活了解又很少。所以，我的本意不是關注中國的極端面，儘管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經濟強國，而且中國還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而我想關注的是真正的中國。
法廣：影片中的三個女主人公，除了年紀以外，她們的家庭，經濟和個性都截然不同，您是如何選擇拍攝對象的？
海清 : 當拍攝的計畫在腦子裡成型以後，我就很清楚要找三個年輕的中國女孩做為拍攝對象。我在社交網站和博客上登了找演員的廣告，也讓朋友們互相轉告，我要找的人是年齡介於20-30歲之間住在北京的女人，因為這是人生最關鍵的十年。
實際上，這個計畫是一個挑戰，我當時對結果完全沒有把握。前後共用了四個月的時間做各項準備工作，我和很多人見了面，比如王朦，我很晚才見到她，她當時只是告訴我她在找工作，和母親住在一起。唐琪也是一樣的，她當時剛到北京，我的想法就是陪着她一起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安頓下來，開始在北京的新生活。
雷雙梅的情況不同，因為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大學生，她和自己的男朋友很相愛，但是他的家庭幫她辦了去國外留學的手續。
所以，可以說我最初並沒有拍攝的腳本，事情是一點點發展下來的，比方說，我沒有計畫和王朦拍攝這個或者那個場景，在拍攝的過程中，要說服她們接受攝影機，與別人一起分享她們的生活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我和女孩子們見了很多次面，有時候我拿着攝影機，有時候不拿，有時侯攝影機開着，有時候關着。影片就這樣一點點有了眉目，她們的生活一點點展現了出來，所以才有了《喜鵲》這部影片。
所以，三個女孩都有23歲完全是一個巧合。
法廣：在您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她們向你解釋自己對生活的困惑嗎？因為在影片中有時候可以聽到她們就一些問題徵求您的意見？她們在生活中追求的究竟是什麼呢？
海清：讓我感興趣的一點也是她們十分明確地意識到要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中國社會競爭十分激烈，社會也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他們在意識到這一點的同時，也特別希望能有發言權，解釋自己究竟是誰。對我來說，這也是地球上所有人存在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作為個人，一方面，我們在社會上是誰，另一方面，我們個人究竟又是誰。
通過對話，讓她們表達出自己的疑慮和問題，以及她們在生活中的真實願望。而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她們有很多理想，很多夢想，這一點我覺得也是年輕人身上的優點之一，但是她們很快就會受到社會現實和日常生活的禁錮。
法廣：在拍攝的過程中，您有沒有感覺到這三個女孩受到的來自家庭的壓力呢？
海清：是的，這三個女孩的家庭都受到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我認為這幾個女孩和中國其他的年輕人一樣都受到來自家庭的壓力，家庭寄予下一代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夠改變家庭的社會地位，當然，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家庭會給予他們學習的機會，比如雷雙梅，她的家庭安排她到英國讀書，事實上，一些家長 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孩子們提供條件讓他們改變社會地位，所以，這些孩子當然都有必須成功的壓力。
這部紀錄片有點像一本日記，她們逐漸對鏡頭產生了信任感，當然我和她們之間有一定的信任的關係。 而最困難的就是要明確這種關係，我不是她們的姐姐，我也不是陌生人，所以就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當然，她們有時候也會向我提出一些問題，但她們也知道我可能也並不會回答她們。但我不能否認攝影機會影響我們之間的關係。
法廣：在中國和歐洲一樣，受經濟危機影響最大的就是20-30歲之間的年輕人，您感覺到的中國和法國年輕人應對的方式有什麼不同點？
海清：我的感覺是，中國年輕人對生活理想的追求慾望超過法國年輕人，。這並不是說法國年輕人沒有理想，而是和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有關，因為法國經濟危機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所以她們從小就聽家長提到危機的難處，因此他們對危機的意識感比中國年輕人強。
但在影片里，唐琪就不同，因為她之前經歷過困難生活，她沒有上過大學，從16歲就開始工作，所以很難用一句話概括所有人的情況。
但有一點很明確的是，法國和中國的年輕人都有很多想法，他們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同時也努力尋找如何成為一個社會個體。
在中國我也感覺到中國的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與法國有很大的區別，中國的父母保護孩子，我不太喜歡用“不成熟“”幼稚“這些含有一點貶義的詞來形容這種關係，但讓我感到很震驚的是，中國的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甚至超過法國年輕人，我能感受到他們的力量。
比如說王朦，她在影片的開頭顯得很天真幼稚，但是後來我看到她的進步和發展的過程，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時卻又顯得很成熟，這是和令我震驚的表現。
法廣：影片是什麼時候拍攝的？
海清：拍攝過程分幾個階段，從2010年開始籌備開機，一致持續到2011年五月份。
法廣：也就是說，拍攝的時候她們有23歲，現在已經26歲了，她們現在好嗎？
海清：非常好。影片結束的時候，她們都離開了北京，但離開後，生活還繼續。
唐琪在影片結尾是離開了北京，因為她在北京遇到了很多複雜的問題，所以決定回老家去，但她後來又回到了北京，還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可以說她現在情況很好。
雷雙梅在英國成功地拿到了學位，她不顧家人的反對，要和男朋友在一起生活，她現在也在北京，而他的男朋友回到重慶去工作。
王朦後來也回到了北京，在影片里我們看到她得到了一個去印尼巴厘島工作的機會，後來她還去了日本，而她離婚的父母在她去印尼的時候在機場見了一次面後，又重新建立了關係，這也是故事很美好的一面，他們現在又重新生活在一起了。王矇現在回到北京和她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她現在在一個幼兒園裡當老師。
法廣：為什麼選《喜鵲》這個片名呢？
海清：喜鵲能帶來好運有雙重含義，首先就是當一個人處於生活的轉折點上時，要麼是自己希望變化，要麼是被迫改變是，當然就會出現一些變數，我們當然希望事情朝好的方面發展，世界上她們三個人在影片中都提到了運氣這個詞。
另外就是雷雙眉在影片中提到了喜鵲這個詞，她對我講起了這種鳥，說希望喜鵲能給她帶來好運。
而王朦手裡總是有一個硬幣，她認為這個硬幣能給她帶來好運。
所以可以說運氣總是不斷出現。因此就選了喜鵲這給片名。
感謝海清接受法廣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