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統治者會成功嗎？這個疑問在許多國際社會的領袖大腦中揮之不去。為什麼？因為習近平和他領導的新班子剛剛成為中國這艘巨大航船的掌舵人，而這艘巨輪正駛向越來越動蕩的深水區。無論經濟、政治、社會以及環保層面，多年積累的問題日益凸顯，而且越來越尖銳。況且，還有一個新出現的也是十分嚴峻的問題等着習近平去解決：地緣政治。
法國中國問題專家Jean-Luc Buchalet 和Pierre Sabatier去年出版了一本很轟動的著作：『中國 ，一顆定時炸彈』。作者在這本書中描述了那種已啟動的機制將會導致中央帝國在未來三年發生不可避免的經濟增長事故。兩位作者筆下的中國猶如一列疾駛的沒有司機的高速火車，瀕臨翻車的邊緣。
一列疾馳的沒有司機的高速列車
在談到他們的最新看法之前，我們先簡述一下他們這本書中關於中國為什麼是一顆定時炸彈的主要觀點：一，唯利是圖的中國與西方無知的中國熱。作者認為，中國把競爭優勢與侵略性的貨幣政策綁在一起，年增長率10℅，但實際利率維持在負面水平。同時，人民幣彙率低估了大約38℅左右。入世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使其央行擁有全球第一的外彙儲存。面對這種自私的政策，西方人卻表現得令人吃驚的討好，在沒有任何制衡的情況下接受一切。二，這種經濟特徵和非常富有侵略性的政策導致中國經濟普遍性的泡沫化。面對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國當局沒有在開發內部市場上下功夫，而是在2009年推出振興經濟的超級投資計畫，鼓勵銀行向所有大工程投資。僅僅三年，中國的國債水平就趕上了工業大國，佔中國GDP的222℅，歐盟這一比例為220℅。中國的公共債務佔到GDP的69℅。這種超級投資症最嚴重的體現就是經濟過熱、爆炸式的公共和私人的房產投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其比重在2011年佔GDP的15℅，而西班牙也只佔到12.1℅。這使得中國今天實際上處於美國發生房貸危機之前的狀況。三，中國社會失去了參照的標準。財富集中在只佔國土14℅的沿海地區，地區間的不平等加大。大量農民湧進城市加速了這種不平等。這一機制目前已經走到盡頭，民工快要枯竭。中國的王牌―便宜勞動力正在消失。人口增長放緩，特定人口政策導致女性人口減少，也成為中國社會的一枚定時炸彈。另外，增值分享全球最低，灰色收入佔GDP的20℅也加劇了中國社會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還表現在鄉村或者來自鄉村的孩子與城市孩子在入學和受教育的機會上。中國的教育制度比起亞洲鄰國落後的多。四，土壤嚴重損壞，食品質量下降，越來越依靠外部供給。加之過分消耗能源，這都構成對環境的嚴重威脅，導致大氣污染嚴重，成本巨大。五，民主原則與個人自由缺席，中國至今仍然不是法治國家，這種情形導致革新精神缺席。同時，政治體制被腐敗腐蝕，裙帶關係，行賄受賄盛行。
中國接近西班牙模式
時至今天，作者還堅持他們的這一觀點嗎？兩位中國問題專家的看法並沒有絲毫動搖，他們五月初在法國大報世界報撰文指出：“我們最近在中國的旅行更加強化了我們去年提出的看法”。
他們認為，中國似乎放棄了從德國模式汲取靈感的工業，而走上西班牙發展的模式。這一模式的三大支柱就是依賴借債、房產以及建築領域。
問題是，在這一純粹的、中國式的循環式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之上，現在又加上了直到現在仍然難以說清的另外一個巨大的空間層面，這就是一種幾乎如同宗教信仰般的高人一等的意識。一種新出現的傲慢反映出的卻是難以掩飾的獲取霸權的企圖。
綜合以上因素來看，法國和歐盟應該立刻丟棄那種國際關係中的超凡入聖的視野。從而採取一種適應一個全新的世界的做法，這個新世界的特點就是緊張和動蕩持續不停地增加。
兩位作者在這裡提出的觀點完全來自不久前對中國各界的一份實地調查。這是一個並不十分符合常規的調查。調查地點在上海地區，調查對象包括各種各樣的中國人。他們分別來自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從毫無權力的平民到擁有大權者無所不包。談話對象從平民到富豪，從民工到城市居民，有中央電視台的節目製作人，出租司機、工人，私人企業的管理者、退休者。作者承認，從這一非正式場合無拘無束獲取的信息，與一般意義上外國投資者傳出的對中國的看法，中國官方媒體的老生常談以及西方媒體的報道都有巨大的差異。
有意思的是，他們所接觸的調查對象，普遍擔心短期內中國經濟會發生問題。但是卻普遍相信無論如何等待他們的國家的是這樣的命運：重新變成全球第一強國，由此擦掉19世紀以來西方列國讓他們遭受的恥辱。
中國的工業正處於痛苦狀態，當地的企業家告訴兩位中國問題專家不要輕信官方統計數字。他們表示，自2012年年初以來，工業發展大大放緩。工業企業受害最深，不管是中資還是外資，在大幅上漲的工資和無力把增加的勞動成本打入銷售價格中掙紮。面對這種狀況，眾多企業家被迫放緩或者停止生產，朝更具投機性的領域比如房地產轉移。他們向作者表示：“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從今以後是房地產。許多富翁的財富積累來自這些領域，最近四年創造的相當多的就業崗位也來自建築業”。唯一的出路：投機，這一狀況與西班牙2000年最初10年的情況極其相似。
這一斷裂出現在2009年，面對出口突然萎縮，中國政府決定向房產和基礎建設領域大幅投資。這一政策很快見效。“出售土地使得地方當局稅收增加，尤其增加了當權者的收入。建設房屋、高速公路、鐵路、飛機場，創造了大批就業崗位，提供了工人的消費能力，提升了經濟增長率，如此一來，和緩了社會衝突。”
但是，一年來這一政策效應開始失色。因為不可能每年都能有2009那樣的投資規模，建設工程減少，老百姓感覺經濟增長驟然放緩，社會矛盾激化。
作者認為，更長遠地看，中國新領導層要面對的真正問題是家庭償付能力不足，以至於無法使最近這五年完成的眾多的房建計畫和基礎工程獲利。比如高速列車常常空座，高速公路在中心城市之外往往是空疏的。這種情況可能最後會導致瀑布般的無力償還的局面發生。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金融體制正面臨極端微妙的夾縫局面，一方面，當局的政策繼續鼓勵金融系統向類似的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以及可以在短期內延緩社會衝突的領域投資，另一方面，不少投資項目在中期內會出現無力支付的接近破產的局面。
經濟事故與霸權野心
不過，中國人相信政府領導經濟增長的能力讓兩位作者深受震驚。幾乎他們所調查的人都相信，“權力階層保持着領導經濟發展、並且不會引起社會震蕩的能力”。這些人甚至表示，“2012年出現的經濟大幅放緩其實是當局所要的，從而為2013年房地產市場重振、經濟復蘇做好準備”。
然而兩位作者認為，很遺憾的是，新政權今天運作的空間極其有限，最終給老百姓帶來的失望或與其期望值相當。
他們調查的人群中，普遍有一種失去原來地位和不平等感增加的感覺。與西方人所相信的不同，“中國的中產階級覺得比起五年前要窮了”。為什麼，因為工資增長的速度比生活成本要慢得多。尤其房價，食品價和能源價漲得很高”。房子、食品和能源佔去了中國家庭預算的50℅。
作者認為，中國當局並非不了解實情。短期內，他們最主要的擔心就是害怕地區間的不平等呈爆炸性增長。但是，在交談過程中，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可以限制這種差別的措施。問題提出來了，但是沒有處理的辦法。
面對食品不安全和精英層盛行的裙帶關係，中國人普遍感到灰心喪氣。首先，中國人對自己生產的食品根本不信任。面對食品危機，作者發現兩種反應：或者購買外國產品，接受為吃飯而付出昂貴的代價，當他們有能力的時候；或者表現出令人不安的接受命運的安排：“我們互相毒害，我們知道，但我們能做什麼？”
同樣，許多人對當局的意願表現出一種犬儒主義的觀察，當權者常常被視為是“野心勃勃的寡頭，利用權力發大財而且要發得越快越好。”
為了消釋百姓日常生活遭遇到的內部問題，政府系統化地尋找替罪羊，把輿論向別處引導，比如找一個外國替罪羊。另外，稱霸的慾望越來越明顯，這一點是從經濟危機發生以來真正發生的變化。
陶醉於他們經濟上取得的成功，“尤其跟歐盟經濟的停滯和美國反覆出現的不振相比”。兩名法國學者遇到的中國政治和經濟的精英們放棄了他們傳統的節制：“中國找回歷史上本不應丟失的全球性強權地位的時候到了，並採取與其未來領袖地位相應的行為舉止”。
中國人對於與鄰國發生的摩擦所做的解釋也凸顯了這一觀點：“這是挑釁，侮辱，我們對此還沒有辦法反擊”。但是，五年後，中國重新成為超級強權，將粉碎這些包括越南、菲律賓和日本在內的“小國”的挑釁。
在這些表達後面，明顯感到一種面對“曾經把中國推向深谷的西方國家”的巨大的要復仇的渴望。
總而言之，這裡當然涉及的是一場走向超級強權的賽跑，這場戰爭已經在經濟、金融和貨幣領域打響。北京的領導者們似乎正在一步一步把這一戰爭向他們所說的核心利益領域擴展。並測試在不引起外國反對的情況下一直可以走到那種地步。
作者最後問道：中國目前的情形是否在向我們提醒1937年發生的蘇台德事件？但是，無論發生什麼，對歐洲人最合適的恐怕是睜開眼睛，抓住目前中國發展模式孕育出的地緣政治風險問題。
作者最後說，“讓我們回味馬爾羅1972年的講話：‘中國的政治外交是一個成功的謊言，中國人自己也不相信。他們只相信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