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屆國際人權論壇周三晚間在南特舉行開幕儀式之後，周四正式進入論壇討論活動。今年的人權論壇活動主題是人權與可持續發展。人權與可持續發展間有怎樣的必然聯繫？經濟發展的需要與人權保障之間的矛盾在中國是否有它的特殊性？經濟發展的必要是否可以以犧牲人的基本權利為代價？八九六四後流亡美國、目前南特高等研究院的訪問學者王超華女士在論壇活動開始之前接受了我們的電話採訪。
人權與可持續發展：2013國際人權論壇新論題
王超華：人權與可持續發展應該說是這次國際人權論壇提出的一個新論題。這個論題在開幕式的當天晚上就已經引起爭論。爭論的起源是一個非洲代表，他提出：貧窮應當作為人權問題來解決，如果經濟不發展，貧窮問題不能解決，其他所有人權問題都不能解決。和他發生爭論的持針鋒相對觀點的是一位法國學者，他認為發展過程中如果不能包括人權概念，發展會同時帶來更多的人權問題。這個問題在開幕式晚上就有了不是特別激烈、但確實也是各持己見的爭論。
法廣：也就是說，擺脫貧窮是人權，發展經濟也是人權所必需的條件，但是，爭議的焦點是：擺脫貧窮是否應該以犧牲人的基本權利為代價？
王超華：確實是這樣。所以，主持者在總結時表示，今年的人權論壇要特彆強調可持續發展。如果說只強調經濟發展，而不看人權狀況，不看社會整體進步情況的話，在一定時期段之內，有可能社會各階層多多少少會受到一點經濟發展的好處，整體的情況會有一定提高，但是，這樣的發展未必可以持續。
中國：不能平等分享資源造成對打工者的制度性隔離
法廣：人權與可持續發展間的關係，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是否有它的特殊性呢？我們也常常聽到這樣的評論，說現在談人權過於奢侈，最當前的任務是要解決貧困問題。
王超華：對。我今天要發言的題目就是：城鄉隔離下的異地打工。如果不考慮人權的話，實際上就是蒙蔽我們自己，不去看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什麼人在付出代價。實際上，因為戶口制度，我們9億農村戶口的人不光是他們的父母一代在打工，而且，現在有打工者第二代，第三代，包括那些在改革開放後才出生的人，現在他們都已經30多歲了，他們的小孩子仍然沒有城市戶口。現在很多二十歲，十幾歲去沿海或大城市打工的人，他們的父母就已經是打工者，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辦法融合到城市生活當中，由於戶口制度，這些人一代一代地繼續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可是，我們在論述當中，看不到他們人權上的不平等。
法廣：但是，進城打工本身也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在經濟條件上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王超華：從經濟條件上當然是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而且，事實上，大部分在農村仍然務農的人（大概有兩、三億人口），他們的生活在商業經濟中的改善，都是依賴在外打工的親屬，維持農業生產（所必需）的資源基本上是靠在外打工親友。所以，實際上，打工者在城市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收入提高，而且可以幫助仍然在農村的一部分親屬提高收入，可是，這些提高是通過私人途徑實現的。城市經濟高速發展，城市教育資源高速地豐富起來，可是，這些資源都不能為打工者公平地分享，包括不能讓他們把子女帶到城市裡來接受教育，不能通過這些途徑來使他們自己的家庭受益，這是造成打工者一代又一代繼續成為打工者的一種制度性隔離的根源。這一點與這次人權論壇的主題有關：這樣的模式能不能持續發展？
法廣：這其實也是中國發展模式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癥結……
王超華：是的。因為根據學者研究，現在包括國有的大公司，都越來越依賴近些年出現的勞務派遣公司，也就是說，勞動力出售越來越碎片化，勞動的僱傭者在這種制度下，就可以更加有利地逃避付出退休金、醫療保障等福利的費用，這樣的勞動體制從使用農民工開始，現在已經侵蝕到城鎮人員的子女身上，這樣的情況已經佔全國勞動力供應的80%。
剝奪社會部分成員權益的模式不屬於可持續發展
法廣：為什麼說這樣的模式不會形成可持續發展呢？
王超華：因為這樣的模式不能為勞動力提供有效的福利。勞工階級一個多世紀以來與社會的整合，在高度工業化發展的背景下發展出來的工人運動，能夠整合到國家政策和社會政策當中最大的特徵，就是福利政策。可是，現在我們兩億多的打工者中（如果也加上與他們有家庭關係的人員，就會有好幾億），只有九千萬 不到一億人能夠有社保、醫保、退休等等某種社會福利可以落實。這個比例非常低。這樣的話，勞動力的再生產就沒有社會保證，又怎麼可能做到社會持續性發展呢？！
我的主要論點就是：發展如果是基於強力剝奪社會一部分成員的權益，然後名義上是這個民族和國家在發展的話，就不屬於可持續發展，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必須是以每個社會成員的全面發展為理想，以社會整體進步為衡量標準，不能拋棄追求平等這個非常根本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