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莫言，不僅曾在中國國內引發了官方與民間截然不同的反響，也在海外受到密切關注；更有一些異見人士抨擊這次評獎結果。旅居瑞典的中國學者茉莉女士曾以《瑞典文學院背叛諾貝爾》為題，發表撰文指責瑞典文學院將這一獎項頒給“當今世界最大的一個專制政權組織的成員”。時隔半年後，莫言獲諾獎引發的爭議仍在繼續。《上海文學》不久前刊出一篇題為《莫言在斯德哥爾摩》的文章。引發了茉莉女士與文章作者之間的論爭。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中，請來當事人之一-茉莉女士，請她來談談有關此次爭論的話題。
法廣：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的太太陳文芬女士前不久在《上海文學》2013年第3期發表了文章，題為《莫言在斯德哥爾摩》。作為莫言的批評者，你對這篇文章有什麼看法？
茉莉：陳文芬此文屬於一種日記之類的隨筆，她圍繞莫言在瑞典的那幾天的事情，羅羅嗦嗦東扯西拉。由於日記體散文這種問題比較隨意，不需說理分析，不需邏輯求證，因此被陳文芬用來信口開河，歪曲事實真假摻雜，塞進自己的許多偏見和歪理。她以直接或者引用，甚至是含沙射影的手法，對批評莫言的人做了一次比較全面的攻擊。
由於陳文芬在日記體散文中大量引用其他人的觀點，因此，她的看法，應該可以代表馬悅然及其吹捧莫言一派的觀點。《上海文學》給予她那麼多版面發表如此冗長、瑣碎的文字，卻不會給我們這些莫言批評者一點版面。
最近國內出版的《莫言批判》一書已經被禁，那本書還是比較溫和的國內學者的評論，都被禁書。因為莫言是中共政權的文化官員，所以當局禁止別人批判。而喪失諾貝爾理想的瑞典文學院卻頒給這種專制體制的禦用文人，陳文芬作為院士馬悅然先生的太太，她很努力地搜集各種有利於他們的觀點，為瑞典文學院的這次錯誤的頒獎大唱讚歌。
在陳文芬的長文中，她攻擊的對象，除了像我這樣的中國批評者之外，還有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穆勒，有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
法廣：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在莫言獲獎時發表看法，稱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是一場“災難”，並批評作為官方認可的作協副主席的莫言“頌揚審查制度”。這一批評是否獲得陳文芬女士的認同？
茉莉：陳文芬的手法是引用其他人話來攻擊米勒。例如，她引用一位和她聊天的院士的話，說“米勒非常可憐，使人感覺憐憫而遺憾的是，她說了那些話語批評莫言，跟文學毫無關係。”還引用馬悅然的學生夏谷發表的這篇評論，說瑞典《每日新聞報》的主管，“擁荷塔•穆勒女士以自重來圍攻莫言，稱其根本不值得一提。”
陳文芬還寫道：“回家以後，我跟悅然說了Tomas的見解。悅然說，穆勒會後悔。總會有這一天。”
我認為，米勒來自前共產黨國家羅馬尼亞，她曾因為描寫共產黨鐵幕統治下的民生百態而遭迫害，因此，她完全理解正直的中國作家的處境。她說莫言獲獎是“一場災難”，這當然是一場災難。因為莫言不但依附強權，還渲染野蠻暴力。所以他獲獎對中國文學微弱的人文主義是雪上加霜。
法廣：陳文芬女士在文章中，引用了瑞典學院常務秘書的說法，說“也應該看看另一位亞洲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對莫言的看法，大江非常推崇莫言作品，是純粹文學的看法。”為什麼大江健三郎會推崇莫言呢？
茉莉：大江健三郎過去曾經推崇“積極的人道主義與積極的文學觀”，對日本的戰爭罪惡表示痛苦的贖罪。但最近十幾年來，中國政府拚命拉攏這位亞洲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例如，2006年中國官方作協在北京舉辦大江作品研討會，後來還給他頒發"21世紀最佳外國小說獎"令這位在本國比較冷落的日本作家非常激動。
大江健三郎因此和中共打得火熱，他投桃報李，一味讚揚中國作協副主席莫言。甚至當著莫言的面，說他在想象，莫言是否會是超越魯迅的那個人。魯迅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人，他曾為被害學生劉和珍寫下感人肺腑的紀念文字，而莫言卻背叛八九民運死難學生的理想，甚至以坐飛機出國要被檢查為例，說明中共侵犯人權的新聞檢查是必要的。
法廣：陳文芬女士在文章中提到一位叫夏谷的人，說“夏谷是瑞典廣播電台資深的書評家、影評人，漢學博士論文寫的是《文心雕龍》，他的老學生。夏谷這一篇評論把所有批評莫言的無理意見都壓倒了，他好高興。”你對夏谷這篇題為《對莫言的圍攻不值一哂》的文章怎麼看？
茉莉：我想只要是具有基本學術理性的人，看到夏谷文章的題目《對莫言的圍攻不值一哂》，大概就知道此文是哪個檔次的了。這種文題本身就是學霸作風。這位馬悅然的學生大概認為，他的老師在瑞典文學院有投票權，那麼他們師生就掌握文學的審判權，就可以以如此輕蔑藐視的態度對待批評莫言的觀點。
同時，夏谷的文章文不對題，缺乏論據。他並沒有什麼自己的觀點，只是建議讀者讀劉再復等人的評論。而劉再復先生近年來也成為中國政府的歌德派，主張文學走進象牙塔，一味誤導中國讀者。
法廣：關於莫言獲獎的政論，還牽涉到199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陳文芬女士在文章中說：”如果把莫言的文學作品解釋成‘黨的安全閥’，那麼波蘭的詩人辛波絲卡曾歌頌過斯大林，辛波絲卡的作品如何能跟黨棍普特拉門特、切克區分文學的價值？……是不是沒有足夠使政權不舒服，沒有去坐牢就不能測量度衡文學的價值？”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茉莉：所有西方左翼都經歷過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精神裂變，辛波斯卡曾經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傾向，但她從來沒有歌頌過斯大林，說這樣話的人，能舉證嗎？如果不能舉證，對不起辛波斯卡的在天之靈。
而莫言卻和辛波斯卡完全不同。莫言不但對中共侵犯人權的體制沒有反省，而且至今還在為斯大林一樣的暴君毛澤東辯護。就在今年4月21日，莫言應邀在中共中央機關讀書活動上，還歌頌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中國文藝的發展意義重大，妖魔化毛澤東是‘蚍蜉撼大樹’。”
辛波絲卡在波蘭共產黨未垮台的1957年，就寫了一首詩《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含沙射影吧斯大林喻為喜馬拉雅山的野人，即“邪惡的雪人葉提”，展示文明與野蠻的對抗，諾貝爾基金會發布的瑞典學院簡報明確地指出:在辛波絲卡這首詩中，“邪惡的雪人，葉提，強烈地喚起對斯大林的聯想，辛波絲卡對他的主義已經幻滅。”
法廣：瑞典文學院頒獎給莫言已有半年時間，半年後的今天，再來看這一獎項的頒發，你有什麼感想？
茉莉：我深感瑞典文學院終身制的弊病。瑞典是我的第二祖國，這個僅有九百萬人口的國家，卻有着世界上最完善、最人道的民主制度；但是，瑞典文學院是一個私人機構，兩百年前瑞典國王在建這個文學院的時候，就規定了院士終身制。這個制度至今未改。但是隨着人類壽命的延長，問題就顯現出來了：現在瑞典文學院院士最高年齡94歲，馬悅然先生89歲。平均年齡超過70歲。都早就過了退休年齡。如果不是超人，這個年齡已經沒有精力和能力去鑽研很深奧的文學問題。不能再去看大量的文學作品，他怎麼有能力去評判世界文學？同時，中國文學又是世界文學中一個特別的，不懂中文是瑞典文學院普遍院士都有的問題。只有一個馬悅然先生懂中文。但是馬悅然先生自己承認，他的文藝理論不行。馬悅然先生是一個很好的翻譯家、語言學家，但是，他的文藝理論、就是看文學的眼光、對於包含歷史、社會、人的心理、哲學這個廣大的文學來說，如果只有語言能力，是遠遠不夠的。總的來說，我認為這是一種令人悲哀的現象。這些八、九十歲的老人早就該在家裡頤養天年，但是他們卻在擔任有着五千年文化的中國文學的審判官，其實他們確實沒有這個能力。儘管瑞典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令人遺憾的是：民主制度對這個機構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