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央情報局前技術人員斯諾登向媒體曝光美國情報機構大規模監聽公眾電話通訊，以及通過“稜鏡計畫”從網絡獲取大量公眾電子通訊信息引發的震蕩仍在延續。此一事件將如何收場？斯諾登將何去何從？一個國家對網絡的監控應該掌握怎樣的尺度，才可達到即保護國家安全又尊重網絡言論和自由的雙重目的？對此，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夏明先生在斯諾登離開香港之前接受了本台的採訪。
法廣：目前，斯諾登事件吸引着全球的關注；如果斯諾登最終受到美國的司法起訴、被引渡回國，那麼他將面臨怎樣的一種命運？
夏明：現在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說他是叛逃；另一種是說他叛國。如果是叛國的話，我們都知道美國在冷戰時期是用死刑的。叛逃的話，將面臨各種懲罰，甚至終身監禁。現在美國司法部和律師談得是斯諾登的違規或者犯罪不止十項。因此，無論是犯得那一條，恐怕他受的監禁都會比較長。
法廣：斯諾登不顧後果，曝出美國情報機構的監聽行動，雖然得到來自各方的許多支持，卻似乎並沒有得到他家人的理解。他的這種做法究竟出於什麼動機、反映了怎樣的一種心態？關於目前流傳的種種如：斯諾登是中國間諜等說法，有沒有可信度？
夏明：這其中的確有許多值得令人迷惑的地方。我覺得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理解為什麼斯諾登會出走，為什麼會選擇香港。第一，從表面上看，就像斯諾登自己所說，是為了制止非正義，制止犯罪。他覺得美國政府對國際，對國內進行監聽是一種邪惡和犯罪。他因此採取這種勇敢的行為向全世界曝光，是為了制止美國的這種做法。這當然是最崇高的一種說法。我覺得這種說法很難說沒有道理。從價值層面上他有認同。但是如果他是為了這個目的，就有一個矛盾即：他為什麼選擇中國。如果為了維護人類信息的公開化，網絡自由最大化，顯然中國不是比美國更好的一個國家。中國對網絡的監視和控制是全方位的，而且使用了各種不同的用途的。
這樣的情況下，他選擇中國很難與他的理想和目標相吻合。第二個猜測：他選擇了中國，恐怕是受到了經濟因素的驅動。雖然他說在美國的工資很高，達到了六位數，作為一個年輕人，既沒有大學學位，高中也沒有畢業，他受雇能拿到六位數的工資已經是很高了。基本上是大學教授奮鬥十幾，二十年才能夠拿到的工資。這種情況下，他說不是衝著錢來的。但是我相信，根據他的情況，受雇於中央情報局，當時也曾出了一些事故，中央情報局後來把他扔出去了。後來他又在國家安全局下面干，當然也出現了一些違規的東西。他的僱主也開始對他進行了一些調查和居於倫理方面的因素，對他進行了一些懲戒。我們顯然可以看到，他在美國的社會結構中應該說雄心是很大的。但他的教育，工作能力和背景是很難實現他所要的追求的。
另外，他的女朋友是一個跳脫衣舞的，因此從他生活的環境以及他的工作的經歷來看，我覺得他有強烈的物慾的追求。另外他在美國的現實社會中，如果他有更大的物慾追求的話，美國社會是無法回報他所希望得到的東西。那麼，現在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可以給他這樣的回報呢？我想，這就是中國。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中美關係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尤其是中美就網絡戰爭打得白熱化的情況下，美國在不斷地討伐和譴責中國，因為網絡信息戰爭。中國的軍隊對美國網絡的進攻。這樣的情況下，他抓緊了機會，尤其在奧巴馬和習近平會見之前。我想這裡面的砝碼是很高的。我相信有很大的利益驅動。第三，我不排除一種可能，就在於斯諾登教育的缺乏，他其實對國際關係，對中國的現狀，甚至於對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理念和認知。他以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最強的國家，而且代表二十一世紀。甚至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有自由的，維護正義的國家。由於他的盲目和無知，也不知道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他就投到香港，把他的身份暴露了出來。
法廣：這一事件曝出之後，奧巴馬政府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國家安全”和“反恐”的理由能否令廣大民眾信服？
夏明：現在奧巴馬在好幾個方面受到老百姓的抨擊。應該說奧巴馬政府現在遇到了很大的危機。他的第二屆任期顯然很不順暢。但是奧巴馬現在的危機主要是來自自由派的，就是傳統上支持他的人。這些人很失望，覺得奧巴馬做得很多事情延續了小布什的許多做法。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他傳統上的敵人，包括共和黨人，美國前總統切尼出來講話，說這種做法是應該的，是出於保護國家的安全。這些做法是有一些專業人士來做。而且美國政府也專門有對外國的通信，網絡還有電話監聽的法律。根據這項法律，它是不會對美國公民進行監聽的。第二，它對外國或居住在美國的外國人進行監聽，可能會牽涉美國公民。另外它是不監聽內容的，主要是看誰與誰聯繫。根據聯絡和活動的頻率，預測活動同時進行控制。再有，它如果對具體的人有證據，證明他們從事恐怖或者間諜活動的話，法庭是可以給他授權進行監聽。美國有一套複雜的法律程序規範。所以切尼就說美國的公眾不要過於驚慌。沒有涉及到美國公眾的隱私。相反，這種做法保證了美國公眾和國家的安全。保證了美國的反恐質量。所以我覺得對於奧巴馬來說，他目前失去的是自由派的一批支持者，但是沒有引起太多共和黨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
法廣： 美國的網絡監聽行為與中國設置防火牆等措施有沒有可比性？
夏明：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共同點在於，斯諾登做出的一個貢獻，就是從個人的隱私或者個人的人權角度提醒大家：所有的監聽活動都是對自由的一種限制，一種威脅或者潛在的威脅。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隨時警惕，不應該讓國家可以對我們的通訊，隱私，民主權利進行肆意的剝奪或者侵犯。這一點是相同的。無論是發生在美國還是發生在中國，都是危險的，都應該想辦法把它減到最小程度。這裡面就有一個安全與自由之間的權衡。但是美國的監聽和中國的監聽有些區別：根本之處就在監聽行動發生在不同的制度的框架和環境之內的。我剛才提到美國的監聽是由行政部門來進行的，有國會的關於外國情報監聽的法律來規範。另外他要受到法院的授權。法院授權只許半年。如果授權得不到法院的認可，則根本無法進行監聽，否則就屬違法。
現在的情況看，監聽都是受到了美國議會法律的授權和美國法院的相對許可。但是在中國，監聽行為是由國家來進行的。而這個國家與美國有點不一樣，中國的國家是包括它的黨和政府，法院和公安，以及中央和地方，全都包括進去了。所以中國國家的監聽這個概念就很大。而且是在全社會不同的層面都在進行。美國顯然沒有走得這麼遠。第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我覺得美國今天的監聽行為發生之後，引起軒然大波；顯然美國愛好民主，因此不能允許國家走得太遠。相反中國的監聽呢，滲透到了每一個角落，中國的防火牆已經存在了十幾年了。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在公眾層面進行過討論。所以顯然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愛好自由的政治文化其實就是在對國家的權限就在進行一種抵制和限制；公共輿論就在呼籲每一個人對國家權利進行警惕。中國的防火牆存在十幾年了，就沒有出現一種公共輿論，也沒有出現民間社會的反應。兩件事一比較，就可以看出頭一件事的威脅、危害在兩國顯然是不同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