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來官方的“反憲政”攻勢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相反，它幾乎激起了大陸憲法學界的同仇敵愾，而持“護憲”主張的群體，更是在這次風潮中分化組合，出現了“社憲派”和“普憲派”之爭。兩個多月過去之後回頭再看，官方處心積慮地試圖打擊憲政話語，卻發現到頭來為他人作嫁衣，為更洶湧的憲政話語提供了契機，這恐怕是當初始作俑者未曾預料的。
2013年5月，大陸思想界圍繞“憲政”問題發生爭論，首先是以觀點正統保守著稱的《求是》雜誌，在其下屬的《紅旗文稿》發表楊曉青文章《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明確將“憲政”同“資本主義”畫上等號。隨後《環球時報》發表社論，聲稱所謂憲政就是兜圈子否定中國既定的發展道路、用新說法提出中國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而中共中央另一份理論期刊《黨建》也刊載署名“鄭志學”題為《認清“憲政”的本質》的文章。這一連串密集動作，似乎表明宣傳部門對近年來日益升溫的憲政研究感到不安，尤其針對今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獻詞試圖將“中國夢”定義為“憲政夢”一事而展開反擊。
但是這場“反憲政”的攻勢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相反，它幾乎激起了大陸憲法學界的同仇敵愾，一時間從八十多歲的老法學家到中青年學術骨幹，紛紛發表文章反駁。而持“護憲”主張的群體，更是在這次風潮中分化組合，出現了“社憲派”（社會主義憲政）和“普憲派”（普適價值憲政或自由啟蒙憲政）之爭。兩個多月過去之後回頭再看，官方處心積慮地試圖打擊憲政話語，卻發現到頭來為他人作嫁衣，為更洶湧的憲政話語提供了契機，這恐怕是當初始作俑者未曾預料的。
觀察者通常認為，在官方反憲政攻勢的背景下，社憲派和普憲派在根本原則上並沒有分歧，而最大分歧在於實現憲政的路徑上。社憲派代表人物認為，只有現行憲法框架下推進才能為憲政轉型提供可操作的現實路徑，而普憲派則反駁稱，1949年以來六十多年的實踐已經證明這種“現實性”屬於一廂情願。圍繞這場爭論，本台採訪了在這場論戰中明確為普適價值憲政聲辯的趙楚先生。
RFI：您一直積極參與到中國社會問題的討論當中，而最近一場比較火爆的討論，是官方發起的“反憲政”話語，以及民間社會的接招。但後者主要集中在所謂“社憲派”（社會主義憲政）和“普憲派”（普世價值憲政）之間的論戰。您旗幟鮮明地站在“普憲派”一邊，能否解釋一下這種選擇的出發點？
趙楚：關於這個問題，我有兩點說明。首先就是所謂的“社憲派”和“普憲派”其實沒有根本區別 大家都是擁護憲政的。“社憲派”所強調的，並不是在憲政基本原理和基本形式上與“普憲派”有分歧，而是它認為，針對中國的現實情況，需要提出“社會主義憲政”這樣一個具有可行性的措施和方案。因此可以說，在基本原理和目標上，大家並沒有分歧。
第二點需要說明的是，為什麼這樣一場關於憲政的討論在全社會範圍內激發了這麼大的反響？因為今天的內外危機氛圍都很敏感，而憲政是對當代中國社會危機的一個總的解決方案，或者說，它為未來的逐步解決真正提供了一個堅實基礎。
講到這裡，我覺得有一點非常值得辨明。就是人們常說憲政是社會問題和權利問題的出路和解決方案，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值得強調的是，這也是當今權力的一個解決出路。今天我們看到的政權採取的很多措施，包括在憲政問題上發出明顯不合邏輯、不合學理的霸道言論，都是一種防衛性的反應，是一種危機之下的過度防衛。而這種強烈的危機感、所謂正當性的缺失、所謂“寧無一個是男兒”（據傳是習近平針對前蘇聯解體的評價）的擔憂，靠逐步施壓是不可能解決的。
簡單地說，黨本身也面臨著轉型。從韓國和台灣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專政黨是有可能轉型成為一個現代政黨的。但這樣的現代政黨必須在憲政的原理和框架下去實現。可以說，作為真正的解脫，最需要憲政的，不僅僅是公眾和社會，也同樣包括權力擁有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甚至更加需要憲政。
RFI：但同樣在“普憲派”當中，也有一部分人認為，指望中共主動進行轉型是不切實際的，只能等它崩潰後再另起爐竈，建設新的政權。您站在“普憲派”一邊，可是同時又提到憲政是執政者自我解套的一個選項，怎樣看待兩種觀點之間的分歧？
趙楚：我們從英國憲政中可以看到，所謂Parlement，本身就是國王權力、貴族權力、社會權力、教會權力的集合。所以憲政和以前布爾什維克革命所講的階級鬥爭、誰打倒誰、誰剝奪誰相比，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原理。它的關鍵在於，所有的社會階層利益可以在一個和平的博弈框架中達成一種契約。換句話說，它不是被某一個階級封閉的，而是每個階級都可以選擇加入的進程。
從我個人的觀察來看，在1949年以前中共歷史上所做的很多工作，無論是按照中央決議還是在國民參政會的發言來看，他們並不反對憲政。換句話說，昨天支持憲政是昨天的政策，今天反對憲政是今天的政策，而明天它也可以選擇重新支持憲政，加入到這一潮流中來。這並不是為了人民謀利益，而是為了政黨自身的利益而加入進去。
反過來說，如果它拒絕加入進去，那結果可能就是我們在前蘇聯看到的情況，也就是最高領導人所擔心的所謂“寧無一個是男兒”。這些“男兒”不是因為怯懦才不去阻止當年事件的發生，他們站在被解散的蘇共大樓外鼓掌，因為他們對這個黨失望了。
RFI：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湧現出一大批研究作品，這股研究熱潮也一直延續到今天。當然很多人的用意也很清楚，就是用當年晚清的危亡局面和今天做對比，敦促當權者儘早採取措施，未雨綢繆、防範危機。您覺得今天的局勢和晚清相比，究竟有沒有可比性？
趙楚：這些研究著作我也注意到了，它們的用意的確是在提醒當權者、也在提醒社會，即社會危機靠單方面的施壓是不可能解決的，只會深化危機。
當然，涉及到晚清和今天的直接比較，我覺得可比性並不多。當時晚清危機的一個主要問題，包括後來的一些負面發展，可以看到是由於外部壓力過大。而今天我們看到，在這個領域情況恰恰是相反的，是外部流行“中國威脅論”，擔心中國的壓力。
所以換句話說，中國在今天的局勢下走向轉型，對於當權者和社會可能是一個共贏局面。這種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因此，雖然我們看到當權者一方面採取了很多高壓政策，有人用傳統意識形態來解釋，也有人用既得利益來解釋，但我個人認為，這基本上是由於它內部無法整合，出現一種“黨內治理失序、失效”所造成的無所作為和癱瘓局面。
RFI：涉及到短期和長期的判斷，有學者提出了相對明確的時間表，比如“五年看改、十年看埋”。您又如何看待憲政轉型的預期？
趙楚：中共會不會政改、會不會推出政改時間表，這都是沒有辦法準確回答的問題。因為我們看到，在過去三十年間關於中國政改的時間表，基本上全部被時間所埋葬了，沒有一個是準確的。
但是，大的趨勢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無論中共改與不改，中國社會百年以來的現代化轉型和憲政民主轉型的潮流是不可能更改的。而今天整個社會的覺醒程度、民眾對自身權利的敏感度，以及伸張權利的意志和決心，也是過去一百年來從廣度、深度和烈度看，從來沒有過的。無論是中國的當權者，還是民間社會的觀察者，或是國外的觀察者，都不可能忽略不計。
其次，這種趨勢很可能在一夜之間帶來根本性的變化。這未必像前蘇聯那樣一夜之間解體，相反，統治者也可能選擇去加入到某種變革的陣營中去。換句話說，哪一天出現變化、這種變化到底是什麼形式，這並不重要。但重要的一點是，如果一個社會不是主要階層 包括當權者在內 都選擇變化的話，那麼這種變化帶來的結果，往往是撕裂性的、並不理想的、代價很高而成果很小的。
所以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也是用一種意見的形式來推動社會，使得無論是當權者還是公民社會，都盡量朝着同一個方向去思考。因為只有這樣，當巨變來臨時，整個國家才可能朝着一個比較健康、合理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