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以來，“改革是否已死”的問題，已經從小圈子裡的嘀咕變成了更加廣泛的質疑。“習李體制”揭幕以來，經濟改革走向仍不明朗，政治領域的自由空間卻日漸逼仄。從早年的“五不搞”到如今的“七不講”、“十六條”，再到針對維權人士的抓捕和民間機構的查封，顯示出意識形態領域的緊縮趨勢。
與此同時，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思想界的分化，到今天也呈現出徹底分道揚鑣的局面。圍繞執政者合法性的命題，當年學界的風雲人物遞交了各色投名狀。其中包括“中性國家論”、“集體總統論”、“黨性上帝論”、“毛氏國父論”、“黨國攝政論”、“憲政屬資論”，凡此種種，氣象萬千，不一而足。而在這份名單中，最新的理論成果，則是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的“人民社會論”和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曹錦清的“中共天命論”。
曹教授的核心論點是，共產黨的革命敘事和傳統孔孟的革命敘事其實有銜接之處 共產黨代表了人民意志，推翻原來的王朝，因為這個王朝喪失了天命。而中國共產黨今天還在引領這個民族，完成社會轉型的歷史重任。這個歷史重任還在，也就是天命還在。
所謂“天命”，在中國自夏商周三代直到晚清，一直作為中國傳統王朝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在政治思想史上是一個嚴肅問題。但是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後的半個多世紀，學者出面論證執政黨承擔天命，乞靈於“封建王朝”的合法性基礎，不免讓人有時空錯亂之感。
這種錯亂感，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當年高亢調門的反差。長久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宣傳傾向於破舊而立新：腐朽的封建王朝不能救中國，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也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共產革命乃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先進的革命，與黑暗時代一刀兩斷，揭示了歷史的發展規律，代表了歷史的發展方向。換句話說，天不生中共，萬古長如夜。
半個世紀後，萬千信眾一擡頭，卻驀然間發現先鋒隊身上的中山裝換成了龍袍，耳熟能詳的“歷史發展規律”以“天意”和“天命”的面目重新粉墨登場。但論證邏輯依舊宏大而強悍 “你是領導黨，代表的是全體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領導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實現民族復興”。
“天命剛健”，四字標題擲地有聲，用時下流行的話說，高端、大氣、上檔次。
但問題恐怕出在兩方面。
一方面，“天命”是一個只有主觀維度、沒有客觀維度的概念。換句話說，誰有資格掌握天命、從什麼時間開始擁有、又在什麼時間失去，很難確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一致認可的標準。中國歷史上，不到民變蜂起、天下大亂的時候，不會有人認為統治者“氣數已盡”。而歷代以手握“天命”自居的王朝統治者，在沒有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都不會認為自己已經喪失了天命眷顧。
在這一點上，代議民主制度固然有很多問題，但從運行原理來說，這是一種訴諸“理性化”而不是訴諸“神秘化”的方式。把民主歸結於“一人一票”固然過於簡單，需要輔助機制來彌補，但數人頭總好過砍人頭。由每一代活着的人民而不是死去的祖宗表態，在中立而可信的選舉機構主持下，一旦計票結果出爐，勝負雙方都有充分理由接受。例如2000年的美國大選中，戈爾不能因為普選票超過布什，就聲稱民主黨代表着美國“人民”意志而強行戀棧；反過來，布什也不能宣稱共和黨贏得選舉人團，就代表美國新的“天命”而搶班奪權。
此外，雖然天命論的客觀維度薄弱，但在中國傳統的王朝政治中，儒家學說、讖緯之學和史官文化多少還能起到某種程度的制約作用。自然災害、異常天象都被知識分子解釋為對統治者失德的警告。而帝王也不得不配合，通過下詔罪己、大赦等方式努力重塑合法性。但在二十世紀之後的中國，這種原本就薄弱的制約，經過無神論的衝擊，完全被排除出統治者的視野。承認錯誤，那是數十年一遇的歷史決議的事情；在每一個當下，統治者以天命之名，都是萬能而無誤的。
另一方面，在任何一個特定時期談論天命，都應當意識到，它面臨著註定終結甚至滅亡的命運。按照古典政治的邏輯，天命永存，但肉身易朽。沒有一個王朝真的能夠像日月神教鼓吹的“千秋萬代，一統江湖”。
中國歷史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便是王朝的周期性興衰，歷朝歷代短則幾十年，多則兩三百年便壽終正寢。要論好大喜功、竭盡民力，莫過於修建長城的秦朝和開鑿運河的隋朝，而這也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強勢、卻最短命的朝代。1908年，滿清王朝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開篇第一條便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那時，離辛亥革命僅有三年。甚至當年孫中山用“天命無常”為論據來說服外國友人支持革命時，恐怕也不會預料到，短短二十多年內，他所開創的政權先是摧枯拉朽地北伐，然後就同樣兵敗如山倒地退到台灣。現代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跳出這個“王朝周期律”，現在還在未定之數。六十年還並不足夠長，長到讓人們有這種歷史自信。
有趣的是，曹錦清教授在提出這個“終有一死”的天命的同時，也不忌諱同時再附上一個時間表。在訪談中，曹教授多次提到“二三十年”，例如“再給我們二三十年的和平，這個目標就能實現，百年的屈辱可以徹底被清洗”。換句話說，作者認為甚至到目前為止，“百年屈辱”還沒有被清洗乾淨。再過二三十年，才是他心目中中國完成天命的時刻，但完成之後又如何？是盛極而衰？還是從勝利不斷地走向勝利，真的能夠千秋萬代、一統江湖，讓天命永葆青春？作者似乎也說不清楚，只是含糊其辭地畫出一個又大又圓的餅 照着中國夢的目標再干20年，“中國一定會很好”。
投名狀的甜言蜜語，同時也可能是致命詛咒。如果真是護黨心切，試圖從中國政治史中為當權者提煉合法性，那麼最好看清出各方面的利弊，而不能一廂情願地自欺欺人。如果要訴諸神秘化的天命，那麼“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吶喊，將永遠是統治者的夢魘。倘若一味地自誇自贊，認為自己是“天命”化身，代表“人民”，這在本質上和以暴虐聞名的隋煬帝有異曲同工之妙。後者直到臨死前攬鏡自照，還在感慨“好頭顱，誰當斫之！”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自戀，瀰漫著死亡的氣息。
從訴諸“天命”到“人民”，一個成熟的社會、甚至一個成熟的統治階層，應當是逐漸引導“去政治化”，深入到政策細節的討論，而不是越來越沉溺於“政治化”的宏大敘事來自我陶醉。尤其是當自己在建政之初曾經醉心於這種宏大敘事、但通過技術專家治國有所矯正的情況下，這種重走回頭路，是一種成長過程夭折的信號。“天命”和“人民”話語的返潮，表面看起來花樣翻新，卻預示了一種更加黔驢技窮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