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在人權觀察撰文《中國的刑事司法：從四人幫到薄熙來》。孔教授也許是美國為數極少能就中國刑事司法制度進行歷史性對比的美國法學學者。他對即將到來的審薄熙來做出了預測，並就審薄以及之前的審谷開來和王立軍與80年代鄧小平時代的審四人幫進行了對比。他認為雖然30多年來中國在制定法律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落實和踐行法律方面可能還不如80年代，甚至不如文革前的中國；而在引述當年擔任審判員的費孝通教授的回憶後發現，現實中國社會中盛行的非法搜查、毆打、綁架、關黑監獄、監視居住等情形似乎與文革中“無法無天”、人們被拘留、受酷刑、家庭被毀壞的情景更為相似。
孔教授認為，對薄熙來的審判如果是所謂“公開”的基本上會循着審谷開來的路子走，但前提是這個強悍的被告已經被制服；如果是閉門審判如審王立軍的部分罪名那樣，那一定是涉及了所謂“國家秘密”。不論是何種形式，他覺得無論在審判過程的長度、透明程度以及混亂程度都不能與1980年代初的審判人幫相比。
孔教授說，薄熙來案將再次把中國的刑事司法呈現到國際社會面前。他說，刑事司法是一個公民免於政府對其任意行使權力的最重要保障，因此刑事司法是一個政府是否遵循人權準則的最能說明問題的表徵。
他說，對谷開來的調查和審判顯示當局最初是要把薄熙來與谷開來謀殺案切割開。就算溫家寶總理宣布要對薄熙來嚴格依法處理，薄熙來仍是被中紀委調查。但隨着中共18大臨近，最高層做出了一個新的政治決定，要對薄熙來採取重大起訴行動，羅列了一系列錯誤行為，包括收受賄賂、濫用職權、對海伍德殺人案的不當干預、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性關係。薄3月被拘留，9月才由中紀委移送檢察機關進行刑事偵查和起訴。
他說，中國保守的領導人們可能要花很久才能在未來中國刑事司法制度上達成任何程度的一致，但是對他們來說，最緊迫的是如何處理對薄熙來的審判？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審判四人幫以來中共和刑事司法系統最棘手的法律挑戰。他說，審判四人幫標誌着中國從毛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渡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激進新政策。
他說，雖然當年的審四人幫根本談不上公正，但是比起對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審判，審四人幫則更加公開並作了廣泛宣傳，當然這一切都是中共為了讓公眾表達對被告的最大限度的譴責以加強鄧小平政府的合法性。孔教授說，儘管審四人幫時出庭的都是經過仔細安排的對江青及其同黨不利的證人，但是他們的人性和對被告的仇恨在審判期間曾多次從他們與法官和被告的脫稿交流中閃現出來。江青沒有任何懺悔，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她苦苦為自己辯護，在將近兩個小時的最後陳述中，還尋求對毛罪惡的指控進行辯護。
孔教授說，雖然中共喜歡用微妙與和解的方式，但它可能繼續大量依靠打壓手段來對付這個國家正在升高的社會、經濟、政治不滿，地方政府和共產黨的腐敗，以及困擾社會的普通犯罪。剝奪人身自由的刑事司法手段是打壓的主要武器，而濫用刑事司法手段本身已經引起了民眾的不滿。中共的新領導人們會如何回應這一狀況？進行實質性的改革還是小打小鬧混日子？他說，中共面臨的有關其刑事司法方面的最嚴重結構性挑戰就是是否以及如何改變黨與那些代表黨和政府擁有懲罰權的人的關係，明白地說就是如何改變黨與控制了所有政府法律機構的政法委的關係。
自18大新班子上台，中共政法委書記雖仍由公安部長兼任，但這個位置已經不再是政治局常委，而只是25人政治局委員之一。孔教授說，這一結構性變化可以使7人常委更自由地討論和決定如何處理中國維穩問題。政法委書記的權限有所削弱，將不再能控製法院、檢察院，這種小幅度改革是可行和可能的。但法院和檢察院具有更大獨立性的改革目前還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