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列名“改革四君子”的朱嘉明最近推出關於中國改革的新著《中國改革的歧路》，由台灣聯經出版發行。本書主要分成三篇，包括：中國改革的歧路；從不斷革命到持續改革：中共應對政權「合法性危機」的模式；以及第三篇“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作者試圖在縱向審視中國當代歷史的同時，也從橫切面剖析中國現階段最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回答：為什麼中國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作者朱嘉明也曾因為1989年的悲劇而流亡海外，面對中國改革的難題不斷苦思讀寫。據稱，朱嘉明刊載於《思想》22期的《中國改革的歧路》一文，同步在中國共識網發表，引起近20萬網民點擊與轉發，反響強烈。朱嘉明1989年6月後，流亡海外，一度擔任海外民運負責人。1993年退出民運，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完成MBA；先後在澳大利亞、東南亞創業經商。2000年之後，擔任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經濟學家，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主要著作有《國民經濟結構學》（1984）；《現實與選擇》（1984）；《論非均衡增長》（1988）；《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2012）。
關於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作者在書中提出：中國現在的國情，“超大“無疑是最顯著的特徵，例如，十幾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等；除了”超大“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特徵，那就是”變動“，例如，經濟發展階段更迭，制度解構和重建，社會轉型，等等。而造成「變動」的因素，從歷史到現實，從國際到國內，從意識型態到經濟利益，相當複雜。其中，發生過影響的各種主義就不下十種。所以，三十餘年的改革過程，就是各種因素的”雜合化”過程。作者指出，中國早已經不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畫經濟，也不是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更不是計畫和市場結合的「混合經濟」。「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甚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不可能概括中國的基本特徵。中國是什麼，竟然成為了問題。以至很難對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形態給以清晰的「定義」。
作者提出：中國是一個處於持續「變動」之中的龐然大物。認知中國新國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動態的雙重意識。
只要面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就是不可迴避的首要問題。而關於這一問題，作者在書中總結說，在中國過去三十餘年間，“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經歷了三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是1980年代，計畫經濟解體，政府作用下降，市場經濟開始；第二階段是1990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彈，發育不久的市場經濟遭到壓制。在這個階段中，既有對1980年代改革的「路徑依賴」，也有對1980年代改革的背離。第三階段是在2000年之後，政府徹底控制市場，市場淪為政府工具，不僅遠離了市場經濟，還跳躍過自由競爭階段，直接走向了國家壟斷經濟。
作者就此提出的一個觀點是：計畫經濟制度的衰敗和瓦解，並不能推導出市場經濟必然取而代之的結論。沒有約束的政府，憑藉在計畫經濟時期對經濟的「自然壟斷」地位，包攬「市場經濟」的設計和建造，怎麼可能產生出獨立於政府的自由市場呢？經過政府之手所建立的所謂市場，天生地不具備排除政府幹擾公平競爭的本能，不過是政府的一種工具。所以，政府是在按照自身的利益影響和改變經濟制度和經濟秩序。對於壟斷，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擊，而是推動和加劇壟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仲介」；對於國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會公平，而是擠佔民間和個人財富，加劇貧富懸殊。在股票市場開放之時，人們曾經對其抱有極大希望，以為是走向市場經濟的里程碑。然而，二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的股票市場是在政府操縱下，通過國有企業上市劫取民間資本的場所。作者提出：政府以市場的名義，不斷重複著各種反市場的行為，將市場異化為實現擴大經濟權利的手段，政府權力已經超過計畫經濟時代，至今看不到衰減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