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悲劇而流亡海外的學者朱嘉明最近推出關於中國改革的新著《中國改革的歧路》，試圖在縱向審視中國當代歷史的同時，也從橫切面剖析中國現階段最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
作者在書中形容，中國的“改革”，如同一列承載著十幾億民眾的快車，高速行駛了35年，但至今沒有列車時刻表，也不知終點站在哪裡。他指：這趟改革的列車早已駛入歧路，受益者是既得利益集團而不是人民。人們正在從不滿意轉變到失望，甚至開始絕望。現在，已經到了全體乘客和車組人員都須思考如何把歧路列車搬回正軌的時候了。通過深入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分析，解說中國的“改革”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脫離了正確的軌道？作者主張，憲政民主應是中國未來的關鍵選擇。唯有還權於民、還富於民，中國才會長治久安。
關於現階段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作者在書中進行集中的論述指出：在中國，各種利益集團尚在發育和形成之中，但是，既得利益集團卻已經捷足先登。既得利益集團形成於1990年代之後，獲得長足發展則是過去十年間的事。雖然，既得利益集團的歷史不過二十年，其人數在整個人口中比例很低，卻足以影響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和歷史走向。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是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產物，並注入了西方國家既得利益集團的某些特性，具有如下中國特色： 第一，既得利益集團是由特權階層轉換而來。 第二，既得利益集團的高度家族化。 第三，既得利益集團的擴張基於權力和資本的持續交換。 第四，既得利益集團的板塊化、體系化、國際化和多面化。 第五，既得利益集團左右政府政策，卻不受制衡。
作者指：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和發展是中國過去二十年中最重要的社會現象。如今，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顯現出兩個趨勢：首先，既得利益集團和壟斷國有企業融合。壟斷國有企業成為既得利益集團重要的安身之所，從而強化了既得利益集團和壟斷國有企業對某些產品、行業和區域的市場控制，增加超額壟斷利潤。在中國，沒有壟斷的既得利益和沒有既得利益的壟斷是不可想像的。
其次，既得利益集團會向媒體延伸，主導輿論，完成從「硬實力」向「軟實力」的轉變。特別是，既得利益集團對司法系統的影響全面增強。作者在書中形容：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推動下，國家利益不斷被分解，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格局不斷被重組。所以，今天的既得利益體集團，已經不是一個「集團」二字所能容納，而是擁有共同意識、共同利益、共同生活方式的新的社會階層，甚至說，是一個新的「階級」。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或者既得利益階層，蔑視法律體系，破壞市場規則和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機制，壓縮中產階級生長的空間，加劇貧富差別，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中國要進步，不僅要正視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而且必須打破其存在的格局。
關於中國的經濟增長，作者提出的觀點是： 從中長期看，至少有如下五個約束條件，使中國的高增長被中速甚至中低速所替代： 第一，經濟增長階段。 第二，經濟周期。 第三，產業結構。 第四，人口年齡結構。 第五，生態環境。
事實上，約束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還不止上述五個方面。可以肯定的是，高增長時代結束。但是，從經濟決策層、各級政府、主流經濟學家，都已經習慣了高增長，拒絕接受這樣的事實，以為只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尋求新思路和新辦法，還可以刺激經濟高增長。在短期內，某些刺激手段可能還有效果，但是，長程的代價將會更大。中國的可持續經濟增長，最終取決於是否可以完成從「外生增長」模式向「內生增長」模式的轉變。「內生增長」的核心機制是通過學習，知識積累，形成內部自創的優勢。建立知識經濟和創新體系。中國要實現這樣的轉變方面，需要改變經濟、教育和科研製度。
作者朱嘉明在這本書中指出：經過二、三十年的改革，人們發現，中國非但沒有改變毛時代的那個社會主義的制度性缺陷，反而在嵌入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中，發生兩個制度中的不良遺傳基因的雜合和變異：公有制沒有了，私有制沒有建立起來，有的是國家壟斷；按勞分配沒有了，福利分配製度沒有可能，只有按「權」分配；平均主義沒有了，機會平等無法實現，只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如今，這個所謂轉型之後的制度已經難以維繫下去，中國業已處於非均衡和非穩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體系，正面臨著解構和失序的危險。
面對如此失敗的轉型，無非是兩種選擇：其一，繼續「拖下去」。即只做一些局部性工作，諸如整肅「貪污腐敗」，以緩和官民對立，希望通過時間使得很多社會矛盾獲得自然解決。這種選擇，因為不能治「本」，勢必導致各種經濟和政治問題的聚變。其二，儘快開始包括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再轉型」，開啟民主化進程，再建市場經濟和發展公民社會。為此，需要政治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以及全民共識。只有這樣的選擇，方可以最低的歷史成本換取最大的歷史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