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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中共高層中“法律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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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著名智庫胡佛研究所主辦的《中國領導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最新一期上,中國問題專家李成發表文章《中國領導集體中法律職業的崛起》,探討中共高層中“法律人”(lawyers)和法律教育背景的快速興起。中共十八大後,376名中央委員會委員(含候補)中有52人獲得過法學學位,這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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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先列舉了馬英九、蔡英文、陳水扁、呂秀蓮、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和劉延東八位海峽兩岸的領導人,並發問:這些人有什麼共同之處?答案是:他們都擁有法學學位。當然,中國大陸領導人的學位不無可爭議之處,例如習近平、李源潮和劉延東的教育,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政治學;而馬英九和呂秀蓮都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博士,而蔡英文更是在康內爾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先後獲得法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儘管如此,作者認為,最近對中共領導人學位含金量的質疑,還是不能掩蓋這一屆領導人曾經接受過法律教育的意義。尤其是即便按照西方標準,李克強的法學背景也是可信的,他曾經師從著名學者龔祥瑞,並有法學譯作出版,當初的同班同學,如今也成為中國法律界的著名人物。

此外,第18屆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包括兩名最高法院成員和兩名最高檢察院成員,這和上屆委員會中各自只有一個名額形成了鮮明對照。

技術專家治國時代的終結

海峽兩岸的政治制度儘管差別極大,但在過去幾十年當中,政治精英的更替軌跡都是相似的。蔣經國和鄧小平時代都是強人治國,由技術官僚輔佐,從李登輝到江澤民、李鵬、朱鎔基都是技術專家出身。但是現在,台灣朝野雙方中律師出身的政治家都佔據重要地位,而中國大陸的技術專家治國時期也正在走向終結。

據作者統計,在部長、省委書記和省長這個三個群體中,技術專家所佔比例在1997年達到頂峰,超過70%,隨後比例逐漸下降,到了2013年,分別只佔12%、16%和26%。同樣,在中央委員群體中,技術專家比例在1997年達到52%,而到了2012年只佔22%。七位常委中,只有俞正聲一人是真正意義的技術專家出身,而政治局25人中,只有4人是技術專家。

與此相應的是,從1997年到2012年,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當中具有社會科學教育背景的人數從5.6%上升到38%,其中法律背景的人數從1.7%提高到14.1%

不過,領導集團中法律背景人數的增長,既沒有導致放鬆黨對法律職業的控制,也沒有導致追求司法獨立,相反。自由派法律學者和維權律師經常被列為首要打擊對象,許志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由於最迫切的政治體制改革遲遲沒有實質性進展,許多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已經變得灰心,尤其是最近官方宣示的“七不講”更讓他們驚愕。十八大之後媒體審查毫無疑問變得更加嚴密,將社交媒體的500次轉發設定為入罪條件正體現了這一點。

作者提醒說,如果認為最高領導人的法律教育背景,可以讓他們真正貫徹法律,並把法治作為治國方略的重要部分,那就太天真了。台灣的陳水扁和俄羅斯的普京都是現成的反例。但是,如果完全忽略統治精英的教育背景,同樣也過於輕率。就世界範圍來看,法律人在民主政體當中的代表是一個基本的組成部分,而中國在這方面還處在萌芽階段。

同樣的學位,不同的背景

實際上,今天中國所謂的“法學”學位,可能包含了法律、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和馬克思主義教育等不同方面。要更好地理解當今中國這一問題,需要把中共高層擁有法學學位的52名中央委員(含候補)和6名政治局委員再細分成三個群體。

第一種人只擁有一個名義上的法學學位,實際上並沒有學習法律,這在中共中央佔了23.1%,這其中就包括馬克思主義專業出身的習近平在內,此外也包括李源潮(科學社會主義)、劉延東(政治學)、王滬寧(國際政治)、文化部部長蔡武、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等人。

第二種人接受過法律教育,但從來沒有進行實踐操作,這部分人佔到51.9%。其中包括李克強、孫政才、杜青林、農業部長韓長賦、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中國銀行行長肖鋼、山東省長郭樹清等人。

第三種人,既接受過法律教育,也從事過檢察官、法官等法律實踐,共13人,佔25%
其中包括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副院長沈德詠、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副檢察長鬍澤君、中央政法委秘書長汪永清、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楊煥寧、江蘇省委副書記石泰峰等人。其中曹建明、石泰峰和汪永清三人還有國外留學經歷。這部分人不只是擁有一個名義上的法學學位,而且真正從事法律實踐。當然,在今後中國政治發展中,這部分人的數量和影響是否能夠擴展,以及他們的法律背景是否真正能夠促進中國的司法獨立,仍然是需要觀察的對象。

在文章結尾,作者引用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1998年訪華時開的玩笑,當時克林頓說,中國有太多工程師,而美國有太多律師,雙方可以進行交換。如今,隨着中國法學教育的蓬勃發展,這種交換似乎已經沒有必要了。不過,當今中國政治的特徵之一,就是深化司法改革的訴求和中共繼續干涉政法的現狀之間的矛盾。中國政治未來如何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司法職業化和憲政化的發展能否走出這個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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