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5年期間，各方經常聽到的一種批評是，中國政府不願實施必要但難度較大的政策變革。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後，剛剛公布的改革藍圖意味着，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舉推翻了那種印象。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歐陽德自上海發出專稿《改革帶來樂觀經濟預期》？文章說，中國總理李克強喜歡說，對中國經濟來說，最大的紅利將來自改革。如今，中共細化了他這句口頭禪的兩部分，宣布了一套全面的改革方案，分析人士相信，這些改革將給經濟帶來紅利，其具體形式將是未來10年期間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
作者認為，即使許多細節仍未到位，而實施將是棘手的，但許多人相信，習近平領導的政府已準備好推行拖延已久的經濟政策，從開徵房產稅，到開放政府控制的行業，引入私人資本。
這使分析人士幾乎無一例外地看好中國的長遠經濟增長前景。他們的樂觀情緒還感染了投資者，中國主要股指上證綜指在過去兩個交易日大漲5%。
渣打經濟學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這些構想中有許多在三中全會之前的幾個月經過了深入討論。但是在一份文件中看到所有這些構想，其背後還有一種明確的緊迫感，那是令人欣慰的。”
文章說，沒有人預期變革會在一夜間發生，但是人們明顯感到寬慰的是，中國的政策方向正確：放鬆政府對經濟的掌控，藉助私營部門主導的創新，釋放新的增長驅動因素。
加拿大CNC資產管理公司(CNC Asset Management)的劉納表示：“如果這個方案在今後幾年裡得到謹慎而又強勢的推行，中國應當能夠在本10年保持7%的年度經濟增長率。”
三中全會正式閉幕三天後發布的60點文件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在更大程度上是籠統的指引，而非具體的操作手冊。就此而言，它與中國政府每隔一段時間發布的其它文件 包括2011年發布的五年規畫 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使本屆三中全會《決定》與眾不同的是，它觸及了自由派的中國機構（如發展研究中心）在近幾個月呼籲出台的幾乎每一項改革。CNC的劉納表示，《決定》承諾的改革，包括賦予農民更多土地權利，與他在三中全會之前的“願望清單”相符。
同樣有利的是，北京方面快速啟動了人們期待已久的改革之一。放鬆獨生子女政策表明，習近平是認真的。
北京龍洲經訊研究主任白安儒(Andrew Batson)表示：“之前我們不知道政府在改革議程方面是否雄心勃勃，但那種不確定性現在已經消失了。”
在很大程度上，支撐樂觀情緒的是中共在措辭上的一個簡單變化。黨現在表示，它將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而非“基礎性”作用。
穆迪分析師表示，這個變化標誌着中國的治理哲學發生了更深層次的轉變，這對中國經濟前景乃至主權信用評級是有利的。
但是，儘管經濟學家基本上都認為，再度加強的改革努力有利於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但對於短期將會發生什麼，各方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隨着中國轉變經濟模式，出現一些痛苦是在所難免的。三中全會承諾讓金融機構更容易破產，正是預見到了這一點。利率自由化預計將會帶來的更高融資成本，也將給企業帶來壓力。
“你不可能改變這麼多東西而不遭遇反應。你不可能在推行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的同時，保持一切四平八穩，”龍洲經訊的白安儒表示。不過，也有一些人相信，改革的順序可能意味着情況恰恰相反，中國經濟可能先升溫，隨後放緩，進入更可持續的增長軌道。
“改革首先需要約束政府” 這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11月17日“朗潤•格政”論壇《解讀三中全會的改革政策》的一篇發言。姚洋在發言中指出，自去年十八大召開之後，我們對改革的期望都非常非常高。從這次公布的整個決議來看，很多改革是我們預料之中的，比如說二胎政策，這會影響到大概一千萬的家庭。戶口制度可能影響一億到兩億人，這是改變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格局的政策。
這一公報里有三點超出了預期。第一個是在黨內設置改革領導小組。以前的改革是國務院的任務，現在變成黨的任務，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第二是設定了時間表。通常我們不設時間表，這一次是明確說到2020年我們要完成所有改革，這等於是政府自己把自己的手腳綁起來了，如果到時候改革沒有實現是可以問責的。第三是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如果說我們能把公報里提到的改革都實施，到2020年中國會變成一個實實在在的市場經濟。
文件說的都是在紙面上，其實公報中沒說的也很重要。姚洋在發言中指出，目前中國政府的問題有幾個：
第一是審批過度。現在的審批太多，就好比一個老太太提了一籃子雞蛋，裡頭有一百個，可能有一個雞蛋是壞的，（政府）就要求老太太把一百個雞蛋都拿出來看一遍，費時費工，這樣老太太可能就不來這兒賣雞蛋了，就選擇到路邊去賣了，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需要城管來管理這些路邊經營的原因。從這個例子反映一個問題：過度的審批對經濟的傷害巨大。
第二是政府特別愛挑選勝者，政府什麼都是自己動手。比如說，科技部的資金很多，這個部用這些錢去社會上挑選勝者，去決定這個企業該拿還是那個企業可以拿到資金。現在還好一點，私人企業、外資企業都可以申請。但是這些錢到底用得好不好？沒有人追究。
為什麼說政府挑選勝者最後會失敗？在美國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我們能記住的是比爾•蓋茨和喬布斯的創業歷程。七八十年代初，美國有很多潛在的比爾•蓋茨，也像比爾•蓋茨一樣在他父親的車庫裡做着同樣的事情，但99%的人都失敗了。不過，這少數的成功和多數的失敗卻創造了市場的淘汰機制，創造了一個比爾•蓋茨。這是符合規律的，因為高科技的成功率就是1%，甚至比1%還低。政府去挑選，再挑也挑不出這1%。
第三是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比如說重複建設、過度投資、環境問題等等，這其實都跟地方政府有關，造成整個經濟的“腸梗阻”。
歸根到底，政府主導經濟的最大問題就是信息問題。哪怕所有的政府官員都為民作主，也相信絕大多數的官員是好人，但有一個問題，再好的人，再聰明的人也不能掌握13.4億人想幹什麼，不可能知道近千萬的企業想幹什麼。
姚洋在發言中指出：三十年代的時候發生過有關社會主義的大討論，結果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失敗了。但如今看，哈耶克的觀點卻是有道理的。哈耶克的觀點是政府永遠沒辦法解決信息問題，政府不可能知道老百姓需要什麼、老百姓該生產什麼。政府的作用應該分階段性，比如說古代社會極其簡單，勞工分工簡單，大家都是農民，政府作為一個獨裁者很管用，只需要提供軍事、水利、救災等職能就可以了，其他方面任由老百姓自生自滅。但現代社會不一樣，中國已經進入了中上收入國家行列，要建立一個創新式的國家，需要一個開放的體制。讓政府去挑選勝者的做法再持續下去，是很難完成社會發展的。
姚洋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單純經濟方面設想的改革已經足夠了，比如說明確減少審批，凡是企業投資只要不涉及國家經濟命脈、大型能源交通項目的，一律都讓企業自己做。以前發改委的審批是有等級的，三千萬元以上的所有投資必須到發改委審批，現在都不用了。減少審批、開放市場，設立負面清單，除了負面清單上列的行業民間資本都可以做。金融領域表現得更加明顯，比如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銀行體系開設中小銀行。
那麼今後還需要改進什麼？姚洋認為，這就是全會報告沒有說得太清楚的，就是如何約束政府。雖然三中全會決定中有很多要加強人代會的表述，但有沒有像其他改革那樣細？我仔細看了一下，沒有看到。一個創新型社會，一個完備的市場經濟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機制和經濟民主來配合的。所謂經濟民主，不是說讓老百姓都去參與經濟管理，不是說讓所有的工人都參與企業管理，而是要有一種開放的體制，把資源放到社會中，讓社會來配置資源，而不是讓政府來配置資源。
大家可能會說，新加坡模式不是挺好嗎？新加坡很成功，建立了一個非常高效廉潔的政府，什麼都做得很好，整個新加坡的市場經濟也搞的非常好，中國是不是可以複製這樣一個體制？但姚洋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性。
原因是：新加坡的人口和面積都沒有北京的海淀區大，海淀區的人口顯然是超過500萬，新加坡人口也就500萬。如果想用新加坡的模式來做中國，註定是要失敗的，造成的結果將是什麼？中國的政府將變成一個救火隊，不能容忍一點點小的衝突或者社會的不穩定，那麼最終的結果就是這個政府永遠無限責任，責任過大。中國的領導人的確非常忙，所有地方官員都非常忙，就是因為責任無限大，哪兒出事了必須有作為。當政府的責任無限大的時候，社會的活力也就下降了，政府無處不在地要管理這些事情。
這一次三中全會註定要像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筆，它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解決中國所有問題，這一次全會肯定還會有些問題沒有解決，還需要我們繼續努力。